五太平天国否定论及其对近代日本的影响
    太平天国能否夺取天下，是日本藩士们特别关心的问题。日比野与春舲笔语便论及于此--
    欢成：长毛唯贪利乎？将有大望乎？
    春舲：吾国“国”字中间，均写“或”字，唯长毛俱写“王”字，系自称为王之故。吾友谢炳曾做《金陵摭谈》书一本，上面俱有。（注：《集成》第1卷，第38、37、173-174、76、165、166、166-167、68、69、163、168页。）
    春舲在这里明确指出，太平天国并非图一时之利的股匪，而有夺取天下的雄心。
    峰洁与在籍县令马铨讨论过同一问题--
    问曰：十八省中贼匪何处最酸烈？
    铨曰：南京。
    又问曰：逆匪有可灭之期乎？
    答曰：此天数也。（注：《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121-122、122、189、164、173、16、33页。以下简称《集成》。）
    身为朝廷命官的马铨竟将朝廷与太平天国间斗争的胜败付之“天数”，可见当时的军政形势尚在未定之秋，官僚层也抱观望态度。倒是日本藩士从正统意识出发，力陈所谓“顺逆”之理，峰洁当场批评马铨说：
    虽曰天数，能治人事，则有挽回天运之理矣，且天之所佑在顺而不在逆也。（注：《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121- 122 、122、189、164、173、16、33页。以下简称《集成》。）
    在中华文化系统中，素有“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的“革命”传统，有改朝换代，皇帝轮流做的惯例，所以每当夺权斗争形势不明朗之际，人们（包括士人）往往持观望态度。而日本是“万世一系”的天皇制，“革命”被视作叛逆。因此，1862年沪上日中两国士子交谈，日本藩士否定太平天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比中国儒生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本国内舆论是视太平天国为“逆贼”的，故访沪藩士皆以“长毛贼”、“贼匪”称太平军。他们所到的上海又是清方辖区，藩士们接触的官民，都带着强烈的反太平天国情绪，这自然对藩士们有重大影响。高杉晋作与儒生顾麟交谈，顾氏称：
    弟自旧冬避长毛贼至此，今春三月家室已被焚烧，家中书籍金石图画一并而空，惨难言状。（注：《游清五录·外情探索录卷之贰》。）高杉晋作闻之，“潸然落泪”（注：《游清五录·外情探索录卷之贰》。）。
    日比野辉宽则记录中国士人许霍生对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将领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的评论：
    此本跳（梁）小丑，礼貌不知，渠意欲削槽（漕）粮，缘县令不准，从此聚蚁，掳（掠）纵火，种种造恶。各处所遇百姓，皆遭荼毒，有不能逃者，皆被鞭饬，少女污淫，富者重捐。若此则人众地广，而害更大也。（注：《没鼻笔语》，《集成》第1卷，第164页。）
    许霍生所讲李秀成、陈王成的起事经历，大体属实，而对太平军充满攻击之词。
    日本藩士的见闻所及，无不在清方氛围之内，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印象是：暴虐无理，杀人无算，破坏社会生产力，摧残传统文化，导致外国势力入侵，等等。 这与出入太平天国境域的英国人呤唎（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 1840-1873）的情况颇不相同，因而日本藩士的纪行文论及太平天国，其立场、观点、感情，与同情太平天国事业的呤唎所撰《天平天国之真象》（1864）、《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866）大相径庭。受到高杉晋作等访沪藩士的影响，幕末志士大多对太平天国恶感增强，如被推尊为“维新先躯”的久坂玄瑞说：
    近年中国大半被邪教披靡，周孔之道落到那样地步，真是可怜。（注：《解腕痴言》，野史台编《维新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