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的出兵实际上只有一次，所谓的两次出兵只不过是一次出兵的前后两个阶段而已。苏军自1956年10月23日晚第一次出兵匈牙利以后，使得原本民众要求摆脱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发展经济的请愿运动变成了一场反苏控制的民族大对抗。即使如此，纳吉仍积极致力于恢复布达佩斯秩序，减少流血，重建政府。但是，苏军的介入使得布达佩斯局势日益复杂，暴乱的成分也日趋变化，整个匈牙利陷入了民族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相互交错、纷繁复杂的混乱之中。面对匈牙利复杂的国内局势，特别是匈牙利民众的拼死反抗使苏军陷入进退两难、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后在中共代表团的极力劝说下，苏联才发表了10月30日《宣言》，苏共领导层终于做出了对匈牙利“政治上放松控制，军事上撤出军队”的决定，但是到10月31日，一切又有了新的变化。
    10月30日，共和国广场引发血案，人们长期以来对国家保安人员的怨恨都发泄在保卫市委大楼的保安部队士兵身上。共和国广场的血案证明了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对局势的判断，并引起了莫斯科的足够重视。10月31日，纳吉、卡达尔、蒂尔迪同米高扬、苏斯洛夫进行了谈判。蒂尔迪直截了当地要求在强调苏匈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成立多党制政府，苏军从匈牙利撤军以及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等问题，并称这是目前平息民愤的最好办法。对于匈牙利要求退出华约问题，米高扬表示，苏联政府和他本人完全相信匈牙利领导人，并称苏联将恪守30日宣言之责任，决不再向匈牙利派出新的部队。米高扬只坚持一点，那就是决不能让匈牙利成为反苏基地。[1]156-157其实，纳吉在其论著《论共产主义：捍卫新方针》[2]中曾多次谈到匈牙利的中立问题。但是纳吉此时提出中立肯定使莫斯科大吃一惊。因为苏联前一天才发表“政治上放松，军事上退出”的宣言，第二天纳吉等就提出要退出华约的要求，这自然是莫斯科所想不到的，而且31日又正是国际局势紧张的时刻，当天英法出兵埃及，这一切因素都迫使苏联重新审定自己的选择。
    10月31日晚，赫鲁晓夫再次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对匈政策。[3]393-394从现有的苏联档案看，在此次会议上，不仅是赫鲁晓夫一人表露出对30日所作决定的后悔之情，几乎所有的人都坚持支持赫鲁晓夫的观点，即“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局势的估计，我们决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军。我们必须着手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将会大大促使美、英、法帝国主义军队的到来。他们会以此认为我们软弱，进而向我们发起进攻，到那时我们的弱点将暴露无遗。我们的党决不会接受我们这样做，到那时他们除在埃及侵略之外还会侵略匈牙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3]会议一致同意采取军事手段“以帮助匈牙利的无产阶级挫败反革命”。会议建议组成一个由卡达尔和明尼赫领导的临时政府。会议还提出，应与铁托商谈并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出兵决定通知中国、捷克、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等国领导人。会议最后决定：“1.委托赫鲁晓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进行谈判。2.批准发给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并转铁托同志的电报文稿。待收到肯定答复之后委托赫鲁晓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同铁托进行谈判。3.委托朱可夫同志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交换意见的结果制定与匈牙利事件有关的行动计划并报苏共中央。”[4]146至此，苏联最终决定再次用武力解决匈牙利危机。
    一、苏联再次出兵匈牙利的诸多因素
    苏联之所以做出再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苏联认为其一直支持的纳吉政府这时已不能左右布达佩斯的形势。一开始苏共中央支持纳吉的28日声明，允许其建立多党制联合政府，这对苏联来说已经是不小的让步，30日“宣言”中苏联公开承认放松对东欧的控制，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苏联放弃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支配地位。苏联决不允许匈牙利投入西方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反苏的前沿阵地”。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纳吉等提出的退出华约要求是顺应了匈国内反动势力的愿望。苏联政府在31日当天致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信中就声明，“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纳吉采取骑墙立场并越来越受反动力量的影响。目前，我们不公开反对纳吉，但我们不能容忍局势转向反动势力的嚣张”。[4]147这足以表明，到10月31日，苏联在决定出兵的同时，又一次准备更换匈牙利的领导了。
    其次，导致苏联决策转变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苏共中央领导害怕匈牙利事件会波及整个东欧地区乃至于苏联，从而使整个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毁于一旦。这一观点基本上被史学界的大多数人所认同。[5]已披露的档案材料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1995年第4期的《历史问题》载文说，赫鲁晓夫当时就从情报部门获悉：“匈牙利边境地区的居民已经与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边境居民取得联系并寻求他们的支持。”事实上，匈牙利事件一开始，罗马尼亚一些地方就出现了声援匈牙利事件的示威游行。为了防患于未然，罗马尼亚当局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封锁边境以阻止匈牙利人进入，同时派安全部队保护电台、火车站、政府机关等战略要地。政府还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尽管如此，布加勒斯特仍然出现了以学生为主的声势浩大的游行，其它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骚乱。这当然引起了罗马尼亚当局的高度重视与极度恐慌。为了对付日益发展的各个地区不同程度的动荡与骚乱，罗马尼亚当局还成立了由四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的“总指挥部”，该指挥部有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并下令开火的权利。苏共领导从各种渠道的情报中对这一切都知道得清清楚楚。[3]370同样，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声援匈牙利事件的示威游行，甚至提出了一些反苏口号。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认为捷克混乱的局面是由于匈牙利事件在捷克产生的“有害的心理影响”造成的。他们甚至担心这种混乱会使得“匈牙利的反革命”力量渗透到捷克斯洛伐克，并在斯洛伐克地区煽动起暴乱，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南部广大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居住区。他们还认为，如果苏军从匈牙利撤退，那么这种危险性就越大。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现有的武装力量是不可能抵挡得住反革命武装的进攻的”。[3]371苏联对捷克当时的情况也很了解，所以当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用武力挫败匈牙利“反革命”之后表示，“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措施，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将会更糟”。除了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外，苏联对东德的局势也颇为关注。匈牙利事件爆发以后，东德领导人奥托？格罗提渥就警告说：“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表明，敌人在寻找社会主义阵营的薄弱环节，并且要攻破它”，东德是这些“薄弱环节中的一环”。[3]371苏联领导人也担心匈牙利事件会给东德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因为早在1953年东德就爆发了一场骚乱，当时就对苏联震动不小，三年后匈牙利再次事发，很可能给东德潜在的危机提供一个引发的契机。谢皮洛夫曾警告东德乌布利希等领导人，提防东德内部的一些敌对分子利用匈牙利危机发起一场反对“乌布利希集团”的进攻。
    再次，除了担心匈牙利事件会波及东欧国家之外，苏联领导人还深深担心由此可能引起苏联本国的政局动荡。苏共“二十大”之后的非斯大林化在苏联国内已引起了不少地区的混乱动荡。早在1956年3月初，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就发生了程度不同的示威和骚乱。尽管如此，苏共中央对示威者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动向及它对全国其它地区造成的影响当然不能漠然视之。此后，在苏联国内的其它地区也出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及一些团体利用人民长期以来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组织示威游行和罢工的迹象。因此，当匈牙利事件发生之时，苏共领导最担心除了东欧国家发生链锁反应以外，同时他们也唯恐苏联国内出现不测。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苏联第一次出兵镇压，这在苏联国内的一些地方也引起了不小波动。一些地方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抗议政府的干涉行为，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虽然苏联国家安全部队平息了这些示威游行并逮捕了一些抗议者，但苏共领导确实担心国内会有进一步的骚乱或动荡发生。同时，一些周边国家的领导人感到匈牙利事件也挑起了他们本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威胁到他们的政权。因此他们积极要求并催促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以武力解决匈牙利危机，他们以借挽救社会主义匈牙利为名要求苏联出兵，实为害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害怕自己的政权也在匈牙利的枪炮声中坍塌。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对苏联在东欧控制权的严重挑战，所以他说：“如果匈牙利革命成功了，那么北约将在社会主义国家扎根，那么它势必对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甚至于苏联造成严重威胁。”[6]36早在10月25日，赫鲁晓夫在同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唯奇谈话时就曾表露出以武力回答武力的立场，尽管当时他说支持在匈牙利实行政治解决的办法，但前提必须是这种政治解决办法确实可行。赫鲁晓夫同时指出，匈牙利发生的流血事件是西方煽动反苏分子拿起武器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西方要求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从匈牙利开刀，随后逐一窒息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7]166由此看来，赫鲁晓夫等领导人认为，匈牙利事态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乃至于苏联的安全，是西方意欲改变“二战”以来欧洲现状并从匈牙利人手逐步消灭社会主义阵营，对战后苏联长期在东欧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严重挑战。
    最后，美国政府的“不干涉”政策也是赫鲁晓夫做出出兵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匈牙利事件以来美国政府一再地向苏联政府表白的“不干涉”政策，也使得赫鲁晓夫等苏共高层决策者认为，没有了美国的干涉，苏联就可以在东欧地区无所顾忌地大胆行动。无论是杜勒斯的达拉斯演说，还是艾森豪威尔的电视讲话以及美驻苏大使波伦的私人表态都声明，美国无意于对东欧事务的干涉，美国不把这些东欧国家看成是潜在的军事盟国。言下之意，即美国不想打破雅尔塔会议以后形成的欧洲政治格局，不愿意去触动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
    二、影响苏联决策转变的决定性促进因素
    影响苏联高层决策转变的一个促进因素便是10月31日英、法对埃及开战。持续很久的苏伊士危机由于英、法、以三方合谋而最终爆发。10月29日，在英法的默许下以色列进攻埃及，30日英法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31日英法对埃宣战。长期以来，中外史学家一直认为苏伊士危机对苏联的最后决策有着重要影响，但是影响到底有多大，是怎样影响的，史学界众说纷纭。近几年苏联档案的不断解密对此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可以说苏伊士危机，特别是英、法对埃及开战对苏联决定以武力镇压匈牙利事件的决策有着加速和促进作用。
    苏联自匈牙利事件爆发以来一直小心谨慎，力图避免卷入像英、法在苏伊士危机之中那样的外交争吵之中。赫鲁晓夫一方面深知英、法在苏伊士危机中所处的外交困境，另一方面又怕苏联重新陷入类似的处境之中。他在10月2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就曾说：“英法陷于埃及泥潭之中。我们就不应步其后尘。”[3]391赫鲁晓夫显然是说，如果苏联允许匈牙利事件一直拖下去，那么苏联也将会遇到像英法那样在苏伊士危机中的纠缠不清的困境。言下之意，苏联应尽快处理好匈牙利事件，于是便有了30日的莫斯科《宣言》。苏联当时似乎是想从“政治上放松控制”，从“军事上撤出军队”。但是31日国际风云突变，苏联的决策又变了。
    10月31日，英、法向埃及开战，虽然这对苏联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苏联在中东的盟国埃及遭到英法的军事打击处境危险，而且当时对匈政策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成败，如何处理匈牙利危机更加成为一个难题。是继续坚持30日的决定呢？还是采取断然措施武力解决一了百了？赫鲁晓夫当时考虑最多的问题有二：第一是担心对匈事件处理不好会影响苏联对整个东欧的政策，特别是担心如若对匈牙利就此放手，那么整个东欧一旦发生链锁反应，苏联就将完全失去对整个东欧的控制；第二是担心英法在中东的得手将使苏联在匈处境更加困难。如果苏联军队从匈牙利撤出，那么这个真空地带必然会由美、英、法军队占领，成为北约的势力控制范围。
    赫鲁晓夫认为，只有利用英法出兵埃及这个好时机解决匈牙利问题，苏联才能够“在援助埃及方面起更加灵活的作用”。[3]370赫鲁晓夫在布里俄尼岛同铁托会晤时就说：“英国和法国对埃及施加侵略性压力对苏军的新干涉来说是一个有利的时机。这有助于俄国人。”“他们陷在那里，我们陷在匈牙利。”[7]175可见赫鲁晓夫就是要趁英法忙于中东战事的时候，放开手脚在东欧干，迅速处理好匈牙利危机，以便能腾出手来再插手中东事务。这正是赫鲁晓夫心里所打的如意算盘。
    从10月23日晚苏共中央决定出兵干涉到31日苏共中央的第二次政策抉择不难看出，尽管苏共中央党内存在着赫鲁晓夫的反对派，诸如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人，而且他们在不同场合意见也不尽相同，但是从当时的会议记录来看，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的政治地位还是非常稳固的，不然他就不会像23日晚和30日那样可以左右局势，整个决策过程基本上都是他的个人意志占主导地位，中央主席团里基本上是他说了算。前后两次出兵干涉匈牙利，名义上是以苏共中央主席作出的决定，但实质上都是赫鲁晓夫的个人意见。这一切都说明，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在同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一直占据着优势地位。
    现有的苏联档案表明，并非由于纳吉宣布脱离华约才引起苏联第二次出兵。苏联出兵决定是10月31日就决定了的，纳吉正是由于发现苏军再次越过匈境向匈心脏地区挺进感觉到被欺骗后才宣布退出华约。纳吉一开始并不想和苏联把关系搞僵，他一直在犹豫，只是他发现被欺骗和被愚弄之后他才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并保持中立。
    事实上，苏军在此前已经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本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领导人也表示愿派军队参加战斗，后被赫鲁晓夫婉拒。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只用苏联军队出兵布达佩斯。11月4日凌晨4时30分，苏军三个师正式发起了占领布达佩斯的“旋风行动”。凌晨5时许，纳吉？伊姆雷通过电台向整个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通报苏军的入侵情况。他称“我们的军队已投入战斗”，“政府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7]223纳吉的讲话被用多种语言在匈电台重复播出。[8]85纳吉的声音在苏军轰隆隆的枪炮声中显得无限悲凉。就在纳吉发表讲话的前一刻中，明尼赫？费伦茨、卡达尔？亚诺什、科沙？伊斯特万，安托尔？奥普罗等四人在索尔诺克电台发表了致匈人利人民的公开信，宣布他们已于1956年11月1日退出纳吉政府并同这个政府割断一切关系，倡议建立匈工利工农革命政府。6时左右，索尔诺克电台再次传出卡达尔宣布“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的消息。之后，卡达尔还宣布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由8名成员组成。其纲领主要是：“保卫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法律秩序和安宁，保持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卡达尔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被列入政府成员名单，有的人则是我们还不确切知道他在那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们的观点同我们一致。当时要制订一个详细的纲领根本就来不及。我们不能等待，必须行动。”[9]137可见卡达尔政府是非常时期的应急产物，卡达尔个人也是非常时期的矛盾人物。
    当纳吉等人逃往南斯拉夫使馆避难的时候，纳吉政府仍有1人留在国会大厦，他就是比博？伊斯特万。当苏军士兵进入国会大厦的时候，他正在举行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他说：“匈牙利并不打算推行反苏政策，事实上它想全部参加自由东欧各民族的共同体，在那个共同体里，人民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希望按照自由和正义的理想来安排他们的生活。我也同样在全世界面前不接受对光荣的匈牙利革命的指责，说它是法西斯主义或者反犹太性质的革命。匈牙利全体人民，无论是哪个阶级，不管什么宗教信仰，都参加了战斗。”[10]39-41
    比搏的讲话被响彻布达佩斯的枪炮声所淹没。在苏军展开强大攻势的时候，纳吉也没有下令开火，因此“匈牙利军队从未接到抵抗苏军的明确命令”[11]69-70，因为任何匈牙利的抵抗都显得苍白无力，只能导致流血和进一步的冲突。从已解密的苏联档案看，截至11月4日晚上苏军已基本控制布达佩斯局势。11月5日，苏军对布达佩斯一些抵抗据点进行了强攻，到11月6日凌晨苏军已完全控制了莫斯科广场、科尔文电影院以及该剧院以南的营房各区的据点。此后一些零星战斗一直持续到11月11日，布达佩斯以外地区战斗持续到11月14日，这比原来科涅夫元帅向赫鲁晓夫保证的3至4天就能恢复匈牙利局势又多了一半多时间。
    三、对匈牙利事件的再认识
    匈牙利事件由于苏军的第二次出兵最终以悲剧形式结束，至此一场自发地要求民族自立、反对苏联控制、要求改革发展经济、维护民族主权和人民民主的轰轰烈烈的席卷整个匈牙利的运动被镇压下去。纳吉用自己的生命作为反对和摆脱苏联对匈牙利小国进行控制的抗争代价，这种方式只不过是东欧各国人民在冷战时期为反苏控制所进行的种种抗争之中的典型代表。但是，严酷的历史事实表明，纳吉所追求的寻求独立自主的匈牙利国家的出路同苏联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所处的具体环境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特点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纳吉的抗争和中立要求在冷战的大背景之下是近乎不可能实现的。
    1989年7月，曾在匈牙利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艰难曲折发展道路上历尽千辛万苦、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领导人卡达尔与世长辞。他在生前回顾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时候，曾多次满怀感慨又不无遗憾地说到，匈牙利事件“是一次民族悲剧。对于党，对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对于某些个人来说，都是一悲剧”。还有一点，卡达尔虽然从未明确表示，但却确实隐含于卡达尔字里行间的一个意思就是，匈牙利事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悲剧，它也是由苏联一手策划和导演的一场历史悲剧。
    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匈牙利事件，以下几点更应该强调：
    第一，匈牙利民族是欧洲大陆一个独特的民族，匈牙利民族的民族天性就是热爱生活，追求自由。匈牙利民族是一个从亚洲迁徙到欧洲的游牧民族，它不同于欧洲其他民族，不属于日耳曼民族或是拉丁民族或者斯拉夫民族。同时，由于匈牙利地处东西欧之间的夹缝地带，因此匈牙利文化同时受东西欧文化影响，而且从文化地域划分来看，匈牙利更愿意认为自己是属于西欧文化圈。
    第二，战后初期的几年是匈牙利国家发展道路转折的年代，它受到来自于苏联外力作用的深刻影响。在1945-1948年间，表面上东欧国家似乎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各国都在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但就其总体发展路线而言，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始终还是在苏联指挥棒的指引下前进的，这都归因于在各国内苏联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的鼎立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在一些历史的关键时刻，苏联力量的介入使得这些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和较量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是逆转，它直接影响到了这些国家后来的现代化发展历程。
    第三，匈牙利事件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匈牙利“输出革命”的产物。1948年以后（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在“二战”后的历史条件下，在冷战特殊的背景下，苏联强加给东欧国家的一种选择，是一种历史的“被选择”。战后初期，东欧国家包括匈牙利被卷入冷战的漩涡，东欧国家最初的道路选择固然和本国人民的选择不无关系，但在战后初期冷战背景的左右下，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受到苏联“选择”的影响，受到苏联“输出革命”的影响，服从苏联与美国在欧洲进行“冷战”的大局。战后初期的匈牙利发展道路的演变就是东欧国家一般发展道路的一个“写照”，是东欧国家的早期曲折发展道路一个“窗口”。
    第四，匈牙利事件是内因和外因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外因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反苏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匈牙利事件爆发的一个主导因素。
    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苏联新的领导人对东欧政策的调整，更重要的是由于东欧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隐蔽而强大的改革内动力，及这些国家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意识，使得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一些国家相继在不同程度上要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但东欧国家的一些有限改革却不断受到苏联的关注和干涉，在匈牙利表现得尤为突出。1953至1955年纳吉改革的流产就是明证。不可否认，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给“二战”后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以援助尤其是东欧国家。但是与此同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苏共的大党作风也给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害。在东欧国家这种损害表现最为明显。大多数东欧国家在各自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道路时，都把摆脱苏联的束缚和对苏的依赖，把维护民族主权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主仆关系转变为平等独立的合作伙伴关系，东欧各国才能在平等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自主地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之中或多或少、若明若暗地始终存在着苏控制与反控制、限制与反限制的抗争。匈牙利事件正是这种控制与反控制抗争的又一次体现。匈牙利事件对内是反对拉科西的独裁统治，要求改革发展经济，对外是要求摆脱苏联控制，坚持民族独立自主。苏联长期以来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苏匈关系的畸形化发展成为匈牙利事件爆发的一个主要外因。
    第五，东欧国家在冷战两极对抗的严峻现实中，应解决好既要同苏联大国搞好关系，又要坚持民族独立自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波兰的哥穆尔卡与匈牙利的纳吉形成的强烈反差以及匈牙利的纳吉和卡达尔的不同命运的鲜明对照说明，在美苏冷战的严酷对抗下具有独立自主思想的东欧国家领导者之间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以及不同国家精英人物的处事局限与人格矛盾。
    “二战”后，东欧国家共产党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但是在美苏冷战的对抗时期，东欧中小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如何处理好同苏联大国的关系，对于这些国家本国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波兰的哥穆尔卡早在1945年就曾提出“走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可以认为他是东欧国家最早提出坚持要走符合波兰国情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人。1948年苏南冲突之后，哥穆尔卡仍然坚持波兰走独立自主的“波兰道路”，后被撤销一切政党职务并被捕入狱。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哥穆尔卡的复出已成为波兰全党人民的众望所归，同年10月正式复出。一方面，波共中央决定以“民族之路走上社会主义”，哥穆尔卡顶住了赫鲁晓夫的压力，反对苏联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反对照搬苏联模式，再次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波兰道路”。但是，波兰在坚持“波兰道路”的同时，继续强调波苏友好，坚持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在这一前提下走一条符合波兰国情的、有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因为此，波兰避免了苏联以武力干涉的可能性。
    纳吉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匈牙利国家作为一个东欧小国，不能也不允许参加国际势力集团的角逐和较量，匈牙利国家应站在大国争霸的斗争之外，而寻求“第三条道路”。纳吉的这一思想在其五十年代中期的一些著述中有大量的论证。纳吉高度赞扬中国和印度等国在万隆会议上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五项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他又从“五项基本原则”出发，反对势力集团，主张人民民主国家应选择中立或积极共处的外交政策。1956年11月1日，当纳吉证实苏军再次开入匈牙利国土的消息并未得到安德罗波夫的合理解释之后，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宣布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退出“华约”并保持中立，要求四大国保障匈牙利的这一中立。纳吉的这一要求与波兰的“哥穆尔卡模式”截然不同。前者坚持与苏友好而且坚持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华约”之内，后者则显然是要退出华约另觅出路，这在冷战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被允许的。尽管苏联自斯大林逝世以后对东欧政策有所松动，但是它并未放弃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决定性支配地位，一旦东欧国家若要脱离“华约”，企图摆脱苏对东欧的控制，削减东欧社会主义政治军事的联盟，脱离苏东集团，苏联断然是不会允许的。一则苏联在冷战时期必然从两大阵营的全球对抗去考虑，另则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因素也不允许这样做。因此，在战后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格局下，要不介入两极之中的任何一方势力集团或政治集团并保持中立是不太可能的。所以，纳吉的“退出华约”念头稍有表露便被否定，加上31日英法在中东发动的侵埃战争并“频频得手”，最终使苏联下定决心以武力解决匈牙利危机，因为苏联不能让匈牙利投入“北约”的怀抱，或成为反苏的“桥头堡”。
    因而，在一定范围内来讲，在冷战格局下的社会主义东欧国家要生存、要发展，其改革就必须和本国所处的外部环境联系起来考虑。与纳吉不同，在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限定下，卡达尔仍然高举民族大旗，为挽救国家危亡的命运，毅然坚决地在苏联支持下另组政府，灵活地处理与苏联关系，在与苏联进行反控制的斗争中表现出了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既斗争又妥协、既“依附”又“独立”的微妙手法，这正是卡达尔在处理苏匈关系问题上的高明之处。和卡达尔相比，纳吉在1956年10月中的表现说明，纳吉坚持的是在其“中立”思想指导下的激进改革，尽管卡达尔11月1日仍称“没有国家的独立就没有社会主义”，尽管他在11月2至3日同苏联领导人的会晤中坚持匈牙利不能再建立由苏控制的“傀儡政府”，苏匈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并尊重主权的基础之上，但是，相对来说，卡达尔进行的改革是类似于“哥穆尔卡模式”的“卡达尔模式”，是一种有别于纳吉激进改革的一种相对温和的改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卡达尔认为，在冷战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匈牙利要走一条既依附大国，又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渐进、温和的改革，逐步地摆脱苏联的控制，匈牙利国家才能真正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真正坚持匈牙利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撇开具体国际环境于不顾，脱离“华约”而保持中立，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选择。1989年4月，卡达尔在回答记者“为什么我们不能摆脱别人，走自己的路”的问题时说：“这是不能想象的。只要回忆一下南斯拉夫为争取独立的努力曾引起国际共运中某些党什么样的反对就知道了。接着是1956年，同样也是争取民族独立，千百万人，党内反对派，其中包括才站住了脚……假如对一切掉以轻心，那就会阻碍我们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进口原料，而我们越来越需要更多的原料，特别是能源。我想大家都知道，大概不能说，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是自由的。”[1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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