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数年前阅读蒋梦麟的上述报告，深表怀疑。因为“百分之二十五”和“不及百分之十”的比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此次阅读丁治磐日记，发现内中竟有相似记载，印证了蒋梦麟的报告：
    1942年10月14日：
    役政不良，逃亡相属，以本军补充之努力计算，战斗兵仅6000人有奇，全国100军计，到战场者当不足60万人。而军政部之统计，则前后方士兵共为600万人，在战场不足1/10。(60)
    1943年4月26日：
    民国三十一年，全国计征壮丁100万人，逃者60％，病30％，伤□□(原文字迹不清——引者注)10％。(61)
    1943年11月19日：
    自征兵以来，已征700万人，连年逃亡达半数。(62)
    蒋梦麟与丁治磐都推断壮丁在途中折损高达90％，到达战场者不过10％。有所不同的是，蒋氏所见折损十之八九是死亡，而丁氏认为折损十之五六是逃亡。另据唐纵1944年11月27日日记，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是日在国府纪念周报告称，“抗战七年来征兵达一千一百余万人，然实际到达战场者恐不及五百万人。逃亡病故者大多也”。(63)这意味着兵役部部长所估算的逃亡病亡壮丁比例也高达百分之五六十。此外，丁治磐日记(64)、何成濬日记(65)中均记有具体案例。其他史料中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66)这些具体案例大致与全局性数据相印证。战时役政的负面性记载甚多，“其声誉之劣早腾于外”。(67)然而战时役政究竟“糟”到何等程度，蒋梦麟、丁治磐与唐纵等人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参考数据。
    作战能力与指挥官素质
    一般认为，抗战前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有素，常常以两个大队对付国军一个师，或以一营对付国军一个师。国军则需以五、六师对敌一师。徐永昌在1939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
    徐州会战以来，我对敌用兵常以五师对敌一师，而每感力量不足，近数月中，已有两、三次获敌小册子记载用兵，亦谓其两大队可抵我一师(我师步兵九营，敌则十二营)，是每营抵我四营半。“一师可抵我六师”，此诚可作敌我用兵之标准预计矣。(68)
    身为师长的丁治磐有更直接的体验。他在1939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依敌编制装备上比例之其一旅团，约当我一师。然以敌军指挥卓越，兵卒精练，故只可以我一师当敌一联队。”(69)1940年4月5日丁又引述他人说法：“南宁之失，敌以一个半师团进攻，我二十余师之兵力，竟尔败溃，其兵之强，殆可以一个营败我一师。”(70)
    抗战后期，日军的战斗力有所下降，而国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军要六七人才能抗敌一人。(71)同期徐永昌也有相似估计：国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72)
    何应钦在拟定国军减编方案时，亦大致以国军一个师对日军一个联队的比例编制。不过考虑到抗战后期国军编制的缺额，国军与日军的战斗力未必有如此悬殊。其时国军一个师的编制约一万人，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国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而国军的实际伤亡人数(失踪除外)，也大致是日军伤亡人数的三倍。问题是，国军一师对日军一联队，“仍系处处打败仗”。(73)
    导致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面对国军处处打败仗，当时不仅国人有自己的看法，盟军方面也有很多的观察与分析。一直为学界关注和引用最多的，莫过于史迪威对国军的负面性评论。史迪威对国军有一概括性的说法是“官不如兵”：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74)“官不如兵”这一说法很快在国人中流传开来。(75)而在徐永昌看来，“史迪威等每言中国兵好、官全不好，即是要指挥全中国军队”。(76)史迪威也许确有自己个人的考量。不过，我们应注意到，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亦有大致相似的看法。早在1938年的一次会议中，蒋介石即已指出国军将官的学问与技能，远不如同级西方先进国家的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他甚至认为“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的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77)徐永昌日记中也记录了蒋在军委会的一次内部讲话：“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78)蒋还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
    那么，国军高层和前方将领又是如何审察和反省的呢?有意思的是，国军将领首先将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直接指挥。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喜欢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直接指挥集团军和军、师，甚至直接将指令下达到团、营一级。熊式辉曾当面“批评”蒋介石：“总裁用兵及用人行政，每喜用直接指挥办法，如言组织之运用，在纵的方面破坏法则，莫此为甚。”(79)徐永昌日记中多次记述蒋介石直接指挥与事必躬亲的情形：
    1940年6月28日：
    午后会报，文伯、为章颇论此次第五战区作战，委员长径以手令指挥汤恩伯频频，结果徒多失机而已(诚然)。(80)
    1944年5月6日：
    会报不及两小时，蔚文转达第一战区电话至四、五次，间有时一团之活动，战区亦请示委员长。此非丛脞而何。(81)
    1944年6月12日：
    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书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委员长之要求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82)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过于干预，而未能充分授权，致使部队长官纵有指挥长才，也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因此国军将领中，甚少有统帅型人才。徐永昌身为军令部部长，深感蒋介石“权责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以是往往于横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转觉国事有举轻若重之嫌，深用惶叹!”(83)
    张治中1939—1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
    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即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84)
    除了蒋介石的集权和直接指挥，徐永昌对国军高级将领的“劣点”也作过直率的分析：
    一、报告不确(上下欺蒙捏造事实，影响上级官判断)；二、漠视训令(对于指示机宜及战术纠正之重要训令，其部队长从未研究促其实施，以转令传阅了事)；三、作战被动(令打则打，令追方追，无令则一味观望，不知逸去多少有利机会。完全倚赖耳目太远之高级官命令)；四、无协同精神(无命令，友军虽败不救，遇退则各恐退却落后)；五、畏飞机、畏唐克车。(85)
    徐永昌还转述并认同关麟征、李汉魂的看法：“前方师长以下作战不力、报告不实，军长以上结党营私、不知有国”；“全国最不进步是党，其次是政，若军事在比较尚算最好。”(86)比较国军与日军、共军的差距，徐认为“我对敌失于训练太差，对共失于政工太差”。(87)分析国军军纪不良的原因时，徐注意到文武待遇不平：“文职优于武职，后方优于前方，我实造成不平，无怪前方之多数骚扰人民以自肥。”(88)而对于抗战后期国军的败绩表现，徐认为：“关于战事致胜之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以致追溯其由，蒋先生似不能辞其咎。”(89)由于蒋对嫡系将领的纵容，使得嫡系将领恃宠而骄，军风军纪败坏，在徐看来，“愈是所谓杂牌队伍，其纪律反较好，盖尚非毫无忌惮者”。(90)
    值得注意的是，身为师长、军长的丁治磐，面对国军败绩，同样持有“兵好官不好”的看法：
    1940年6月3日：
    军长颇以军队无训练、不足以赋指挥者之计划为叹。余谓“兵皆可用也，独叹指挥官之无能耳”。(91)
    1940年10月15日：
    抗战到现阶段上，每次会战，我之兵力皆优于敌人……装备上我亦不算劣势，我之士气亦不馁于敌，而犹不能致胜者，只是指挥官不如敌人耳。(92)
    1940年9月1日：
    究之宜昌之失，全在高级指挥官之举措失宜，事先既无计划与准备，临机又少应变之方法，事后乃诿罪于部属，此岂国家之福利耶。(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