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只有人能向自己提问题，于是人便生活在问题的世界中。人的根本问题之一是：个人直接存在的有限性与世界的无限性之间的冲突。个人的生命短促得很，而世界的时间范围却无休无止，于是有“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的感叹；个人的形体渺小得很，而世界的空间范围却无边无垠，于是有“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歌德语）的疑问。如果人试图借助自己的“类”的构建，来应付他所面临的这个尴尬的困境，历史学自然成为最有力的武器。恩格斯认为：“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他说的是认知、思维的矛盾，但可以推及人的全部生活，而“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就是历史。
    由于“历史”通常都在“质料”和“形式”两个意义层面上被同时使用，“历史是什么”也就存在两个问题域，一指历史事物的本相，一指历史知识的性质。前者关注历史行程的真象、轨道、趋势，探求历史演进的法则；后者关注对历史的感知、推论、验证，探求历史知识与历史实际的差异和弥合。反诘人们的历史追溯活动的依据，属于历史知识论的问题，或者说属于“元历史”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人怎样确保自己关于历史的了解和阐释是真实可靠的？自康德以来，一般的认识论者已常常提出这一类怀疑，“历史”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如果在现实的认识中，人们尚且不能保证直接感知和推知的映象和结论同外界实在相符，那么，间接地由历史实在的某些残留痕迹--史料之中衍生和重建的所谓历史知识，其真实性又如何认定，其可信度又如何提高呢？这势必牵涉到历史知识论内在的基本矛盾。矛盾根源于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异时而居，根源于历史原型与历史资料的异质相对，从而出现了主体、直接客体、真客体三级回环的认识格局，三者两两应合而又两两乖离，造成较之一般认识论更为复杂的困惑。对于这个哲学的或者说“元历史”的质难，史家几乎注定无法完满回答，但又无法完全规避。
    正如离开历史认识论来究诘历史本体问题，并不能真实地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底蕴和规律一样，离开历史本体论来究诘历史认识问题，也不能真正通晓历史认识衍化的机制和本质。事实上，在任何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中，本体关怀必须有认识论的承诺，而认识批判也需要本体论的依托，二者总是互相渗透的。因此，我们将从历史对象世界的存在前提（一个具有本体论色彩的问题）开始关于历史知识之依据的考索和反省。
    1、人的活动是历史的第一前提
    先有个人的存在、个人的活动，然后才有历史。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人各行其是，而历史具有统一性，为什么个人的活动能够而且只有它们才能够构成历史呢？
    在历史的统一性中，有两个最起码的条件，一是连续过程，一是网络联系。
    “连续”存在于运动过程中，是运动中变与不变的统一。绝对不变的人事，只是抽象的人事，不能真正成为历史。犹如数学中的点，不运行就不能成线，就不能构成具体的几何图形。绝对变化毫无稳定性的人事，也是脱离社会、割断传统的抽象人事。天马行空，来无影，去无踪，如何留得下历史！李大钊说得好：“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②只有这种既充满变异又前后相续的永恒流动，才是历史。
    网络是形形色色社会联系的总和。完全孤立的抽象的人事，同样不能成为历史对象。即使在高度形式化的数学中，如果把几何点孤单单地抽取出来，没有与其他几何形体的位置关系，没有自身相对于其他几何形体的大小和轨迹，它就毫无认识价值。社会历史现象更是如此。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它们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任何历史人事，都在特定联系网络中运行。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各个历史现象之间的网络联系以及这些联系网络的转移和变更。
    例如，对于秦末农民起义，就抽取一个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独立的考察对象而言，可以称为“历史主题个体”；而要真正把握这个对象实体的无限丰富的具体性，又必得把它放回所赖以发生的全部社会关系之中。实际上，与这个历史主题个体直接相牵连和制约的，至少有三种政治力量，一是秦朝统治集团，二是广大农民群众，三是介于此二者间的失去统治权势的六国旧贵族。而且，秦朝统治集团内部又存在各个政治派别的联系和斗争，如，以秦二世、赵高为首的腐朽集团，以李斯为首的“减免四边戍转”的开明集团，以叔孙通、张苍为首的投降集团。农民军内部，也有陈涉、吴广所代表的坚决灭秦派，周臣、武市所代表的割据反秦派和宋留、李良所代表的变节降秦派之联结与分化、合作与对抗。六国旧贵族则处于过渡状态，绝大部分逐渐汇入反秦斗争的洪流，小部分犹疑观望，明哲自保。此外，还有秦末农民起义与其他一些牵连不太直接的历史现象的关系问题，诸如秦朝的政治传统、经济制度、文化政策、民族交往乃至人口状况、地理环境等等，都对农民起义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联系之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势态，透露出前承后续的脉络。这一切的总和，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序列。
    正是由于人的活动具有这种横向联系和纵向连续的特点，建立在“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基础上的人类社会生活是客观的、统一的，正是由于人自身固有的“历史性”，马克思的学说才把历史归结为“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③强调人的存在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经常的前提”④。有了人，才可能有历史活动以及对历史活动的自我观照，才可能有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