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时间意识与历史认识主、客体分化
    一般说来，主、客体的分化是认识的前提，“以理性和悟性的统一为特征的人类认识活动的发生，是主、客体分化的结果”。在分化的过程中，“首先是主体和客体的实际分化，然后是作为主体的人意识到这种分化”，形成自我意识⑤。从集体自我意识到个体自我意识，从把他人和自己作为客体来对待到把意识本身客体化，经常思考自己的意识同外部现实的关系，出现理性反思的因素，原始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历史认识的发生，当然也要以其主体和客体的分化为前提。不过，它置身现在而关注过去，它立足方寸而运思千里，它面对残存的已经凝固的痕迹而推想具有多种可能和途径的运动的整体，这就需要阔大的视野，需要相当发展的表象思维和概念思维，需要完成意会认识到言传认识的过渡⑥。历史认识是人类自我意识更加成熟、对自己的反思达到更高水平的产物，在原始人身上尚难以发生。大致西方要到古希腊希罗多德诸人的时代，中国要到《左传》诸书问世前后，历史观念才真正开始露面，对历史进行哲学的检讨，则是更为晚近的事情。
    在对现实的认识中，主、客体分化的重要关键是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由于工具的中介，人掌握了支配对象的手段而成为主体，同时对象物也因被支配而成为客体。所以，前苏联心理学家列昂捷夫认为：“工具是第一个真正的抽象。只有顺着这一途径下去，我们方能分离出客观单位”，得以“不受摆动不定的感觉阈限的影响，来认识对象的某种属性”⑦。
    历史认识也有赖于语言、文字、纸笔和有关仪器等等记录信息、加工载体、解读史料、传播成果的各种工具。这里应当着重指出，它还特别需要一种“时间意识”，通过早晚、前后、古今、过往将来等一系列时间概念（思维工具），来厘定现实与历史的界限，区分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许多历史学家都很重视时间问题，高声标举“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⑧；“历史始终是人类社会在时间中的演进”⑨；“历史是一大串特定的时间，而不是一大串共通的现象。我们要将这特定的时间给予好的解释，清楚的叙述”。⑩那么，简直可以说，历史学就是时间学了。
    关于时间意识在历史知识起源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可以在现代一些相关学科所提供的丰富材料中得到启示和印证。
    达尔文以来生物学的发展，揭示了生物个体发育与其种系进化之间普遍存在的相似性或同构性。德国学者海克尔据此提出“生物发生律”，论证了生物机体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总是以一定的浓缩的方式重演其祖先的主要发育阶段，并把这个原理推广到人的认识发生问题上，指出个体成长与种族进化之间的对应关系，“亦适用于心理学，与形态学无异”（11）。这样，就可以借助儿童心理学的成果，为研究“原始思维”和人类认识起源开辟新的途径。瑞士学者皮亚杰创立发生认识论，就是一个成功的尝试。他认为，“关于史前人类概念形成的文献是完全缺乏的，因为我们对史前人类的技术水平虽然有一些知识，我们却没有关于史前人类认识功能的充分补充资料。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是向生物学家学习，他们求教于胚胎发生学以补充其贫乏的种族发生学知识的不足，在心理学方面，这就意味着去研究每一年龄儿童心理的个体发生情况。”（12）根据皮氏的研究，在儿童发生“哥白尼式的革命”以前，即出生头十八个月到二十四个月以前，他们的活动“显示出主体和客体之间完全没有分化”“或主客体之间的缺乏分化”（13）。儿童这一心理发展阶段，当是原始人早期认识一度存在过主、客体不分化或未完全分化之混沌状态的重演和再现。这种“低级社会”的思维，被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称作“原逻辑思维”。他搜集了澳大利亚、菲吉群岛、安达曼群岛等许多地方土著居民有关原始宗教、巫术和风俗的浩繁的资料，提出一个基本论断：“由于没有更好的叫法而被我叫做原逻辑的思维的那些不发达民族的思维”，“它不象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它首先是和主要是服从于‘互渗律’。”当然，这里所谓互渗不单是主体与客体的互渗（未分化），也是物象和观念、映象和幻象、过去和现实的互渗（混淆）。
    稍迟发生的历史观念，当其刚刚开始萌芽，也有过类似的含糊与朦胧。四十多年前，钱钟书先生曾对在蛹中欲脱未脱之际的史学同其他学科（诗）“融而未划”“迷离莫辨”的缘由，作了简要的提示。“古代史与诗混，良因先民史识犹浅，不知存疑传信，显真别幻。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述古而强以就今，传人而借以寓已。史云乎哉，直诗而已。”这也可以说是主要的几种互渗现象：传人寓已，混淆了主客体；虚构实录，混淆了映象和幻象；信疑幻真，混淆了物象和观念；述古强今，则是混淆了时间的距离。一旦摆脱了这些“互渗”，划清了这些界限，也就意味着历史认识主体的形成。
    其中，时间意识对于历史认识主体的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根据皮亚杰等人的研究，时间意识的完整形式，包括三类基本的观念或“运算”。（1）时间次序；（2）时间间隔；（3）时间度量，一般儿童在学龄初期就已逐步树立这些概念。（16）但原始人类或现代的落后民族，却终身不能正确理解。例如，有人到云南独龙族中进行社会调查，一位年约60岁的老人说自己“大约8岁了”。实际上，“8”是他参加砍种一块木冬瓜树地的次数。（17）在轮歇耕作制下，一片林地砍种一次后，要抛荒几年到十几年不等，因此，不仅砍种“次数”与年岁不对应，而且每“次”的时间间隔也不相等。他们缺乏合理的时间概念。在这样的思维水平上，人对于无论个体还是集体的往事的回忆和追述，必然带有浓厚的诗化的和神秘的色彩。于是历史成了神话。如德国学者卡西勒所说，“在神话中，我们看到了想要弄清事物和事件的年代顺序，并提出关于诸神和凡人们的宇宙学和系谱学的最初尝试。”但“神话的时间没有任何明确的结构”，是一种“永恒的时间”（18）。过去、现在和未来被联成一个“无差别”“无分化”的浑沌。但远古神话是洪荒历史的蛹壳，而造蛹与破蛹的契机就在于时间观念的变革。“从神话意识的观点来看，过去从未消失过，它永远是此时此地。当人开始解开神话想象的错综之网时，他感到自己被放逐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真理的概念。”（19）这个新世界，就是属于人的有历史的世界；这个新概念，就是逐渐同神话意识分道扬镳的朴素的历史意识。人的历史意识，是从时间意识中孕育出来的。中国古代的史书形制以编年体为先，似乎也可以视为对此的一个间接的证明。
    因此，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作为客体之原型的历史事物，是人的全部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实在世界；而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实在的历史事物并不能天然地成为客体对象，它还有待历史意识的统摄，有待同认识主体发生相互作用，建立对象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