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一方面为冯玉祥的举兵行动作解释，促进冯玉祥与南京政府的沟通，同时也试图趁此政局突变之势，督促蒋介石觉醒，迅速调整内外政策。6月14日，李烈钧密电蒋介石说：
    佳日到沪，留此（按：指上海）中委及知名之士多已接谈，彼等只认政府措置之非，而未谅政府处事之难。详察诸人言论，尚非徒为责备之严。盖数年以来，政府设施实未能以慰民望也。此时苟冀团结内部，稍减人民之非难，有急宜办者二事：一、严令军政各机关，不得任意逮捕人民，秘密处置，亦不得滥用军法。其二、是非得失，公开辩论，取消文电检查，修改民众运动组织法，切实保障言论、出版诸自由。苟能如此，庶其余重要问题，有进行交换意见之可能；如其不然，则政府所盼望于党人国人者，徒见治丝益棼，日暮途远而已。犹忆日前中常会开会时，某友厉声曰：“中国领土虽大，无一处能表现主义者，即中央党部亦非三民主义所在地。盖外来文电，虽中委亦不得见，遑论讨论。”某友之词，慷慨悲愤，闻者默然，中央诸人，早呈散漫状态，而微词怨语则随处可闻，此诚不能不加以警惕者也。若此情形，皆公不易获闻者，钧则愿公闻之也。粤、桂、闽谋另组政府之议颇盛，如何演进，在京而不在粤。焕章举动，不尽如报载所传，然日人已甚为异之。择要以闻，维冀谅察。（注：《致蒋介石电》（1933年6月1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3页。）
    随着张家口抗日声势日起，南京政府与反蒋抗日派的关系也日趋僵化。身处张家口的冯玉祥，急切需要知道南京政府与外界的反应。6 月11日，冯玉祥发表真电，声明“此次专为抗日，决不割地自雄”之后，李烈钧随即致电冯玉祥说：“公真电发出后，同情者益称颂，反对者词亦塞。政府既不便张抗日旗帜，宜有妥善办法，与公商榷。”（注：《致冯玉祥电》（1933年6月11日稍后），《李烈钧集》下册，第762页。）6月中旬，李烈钧致电冯玉祥， 及时将自己所探察到的两方面消息通报给冯玉祥。一为：
    弟以南中情形未明玄奥，故屡承电询，尚未奉答。
    这是说，冯玉祥事先与西南方面胡汉民等商就的西南联军与北方协同动作、倒蒋抗日计划，此时情况不明。二为：
    政府军此时系开弓，彼苟畏舆论，必不敢放箭也。（注：《致冯玉祥电》（1933年6月13日稍后），《李烈钧集》下册，第763页。）这是说，南京政府于6月中旬派遣庞炳勋、傅作义、冯钦哉、 关麟征等部准备向张家口进攻，但碍于强烈的民众抗日舆论，李烈钧暗示冯玉祥，估计政府不会真打同盟军的。
    面对南京政府攻察部门的压力，冯玉祥一方面抓紧时机收复失地，争取舆论同情，同时吁请李烈钧等主持正义。7月10日， 冯玉祥致电李烈钧说：“宁方乘我多数健儿，奋死攻敌之际，竟公然调兵遣将，入察攻我。此真千古奇闻，亦人类变局也。公表率群伦，片言九鼎，能否联合三二十正人义士，为我义师主持正义？”12日，冯又及时将同盟军收复多伦的消息告知李烈钧等。（注：《复李烈钧电》（1933年7月10 日）、《向各方通告克复多伦电》（1933年7月12日）， 《冯玉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版本同），下卷，第71、73页。）14日，李烈钧复电冯玉祥，对同盟军收复失地予以鼓励和支持：“鸱鹗翱翔，鳞凤潜伏，人不战而失四省为有功，公传檄收复察东为有罪，斯千古奇闻。然公亦何以令人畏罪若此，则公更为千古奇人矣。弟更自当联合诸人， 再申正论， 为历史略存正气也。”（注：《复冯玉祥电》（1933年7月1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4页。）16日，李烈钧在上海与新声社记者谈话说：本人与留沪各中委“对冯之抗日，自属一致敬仰同情。至于援助问题，无论精神或物质方面，各有责任，当尤不待言也。”（注：《与新声社记者的谈话》（1933年7月16日）， 《李烈钧集》下册，第766页。）21日， 李烈钧协同程潜等上海中央委员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称：“自冯焕章先生克复多伦，全国人心为之振奋，北门锁钥，此为近之。”电中揭露南京政府“将以大兵迫察，藉快仇者之意”，以及汪精卫对同盟军的污蔑之词，要求政府“虚怀相处，共振危亡”。（注：《留沪中委为察事致南京政府马电》（1933年7月21 日），（香港）存萃学社编集《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版，下册，第620页。 ）对于李烈钧积极“宣传呐喊之状况”，作为“今次赞助同盟军政治上之力量”，冯玉祥深表感谢。（注：《冯玉祥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版本同），1933年7月 17日、19日、24日、8月11日。）
    在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不久，李烈钧即会同上海中央委员王法勤、朱霁青、邓家彦、傅汝霖等向国民党中央密电陈词，称：“冯焕章同志愤国势艰危，倡义军之同盟，图抗敌于张北，其力虽薄，其志可钦，精忠卫国之心皎然共睹”。他们认为，“政府宜察其忠忱，嘉其勇毅，补充（械弹），俾得其一意练兵，保障边陲，矧国防设备需时，日人诡谋难测，如冯同志之智勇，允宜授以军权，使当大任。”电中还说，“语云，猛虎在山可卫黎藿，今国之黎藿被采多矣，幸有此虎，能不加以爱护耶？”（注：《王法勤等为日寇入侵请授冯玉祥重权以保卫边疆的密电》（1933年6月1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351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703页。）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后，李烈钧在向冯玉祥致电祝贺的同时，又急电国民党中央，“再进逆耳之言，冀邀虚怀之听”。他说，“昔张学良不战而弃数省，苟为有罪也，则冯玉祥一举而复百万方里已失之领土，应为有功。国家纪纲，有罪者诛，有功者赏；民主政治，才智之士，悉宜举之。此求有利于国，非君主时代仅为个人比也。”李烈钧认为，冯玉祥正是国家危难之时的干才，他说：“玉祥瑰杰英迈，海内赞美。今国事若此，正求田单、檀道济恐不可得之时。”李烈钧认为，冯玉祥正是象战国时齐国的田单、南朝宋国的檀道济这样的国之战将，因此，政府应授冯以实权，使当大任：“烈钧愚虑，以为政府亟应明令授权，示以方针，共扶危局，表中枢治国之诚，慰国人求贤之望。”（注：《致国民政府中央党部行政院等电》（1933年7月15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5页。）
    7月底，抗日同盟军陷入困境，冯玉祥准备收束军事。李烈钧于7月28日复电蒋介石，继续商谈有关冯玉祥下野的具体事宜。他说：“察省今当强敌之冲，板荡至此，或为选将之时，是否即以该方重任，仍责成焕章，使其前被推戴于人民者，今后听命于政府”。李烈钧认为，授冯以察省御敌之责，可使先前民众团体寄予冯之希望，得到政府认可，并可使冯以后听命于中央政府。而且，如果政府能先授命于冯，则有助于察事的和平解决：“如政府能先授命，则取消原有名义，更属当然，事亦易为。”李烈钧还想知道，退一步，如必须冯先取消同盟军总司令名义，是否冯仍能得到政府重用：“苟令先行取消，则政府是否仍能倚重焕章以作长城？钧甚欲先明斯旨，得公推诚相与者，料焕章必能竭诚相应也。”最后，李烈钧强调，“政府授焕章以实权，虽拜命与否不可知，然焕章进退已自如，政府统一全局之愿益遂矣。”（注：《致蒋介石电》（1933年7月28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8页。）
    8月4日，李烈钧再次致电蒋介石，赞扬冯玉祥的抗日救国热情，建议“使焕章才略得以为国宜劳，以收势合则治之效，而免势分则乱之忧”。（注：《再致蒋介石》（1933年8月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70页。）7日、8日， 李烈钧又接连发表与各通讯社记者谈话说：“政府之于焕章宜视若长城，授以大权，使当重任”，“国人有名将若此，政府直能以万里长城视之”。（注：《与各通讯社记者的谈话》（1933年8月7日）、《与〈时事新报〉记者的谈话》（8月8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72、773页。）
    但是，无论李烈钧怎样极力地呼吁，蒋介石不可能授给冯玉祥以实权，则是显而易见的。最后，蒋以“训练总监”、“全国林垦督办”等虚衔诱冯晋京，冯也是不可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