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促成察哈尔问题和平解决
    7月中旬以后，冯玉祥与南京政府间的僵持局面日趋严重， 国民党攻察部队与抗日同盟军之间已成剑拔弩张之势，李烈钧频繁奔走于冯玉祥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之间，竭力促成察哈尔问题的和平解决。在7 月14日致冯玉祥电中，李烈钧在赞扬冯玉祥抗日伟业的同时，又以不得已而富含讽刺意味的口气劝慰道：察东四县收复，捷报频传，“唯昔人不战而弃数省以立功，今公一战而收察东，恐难免于罪缘。政府希望于公者，并不在此，且不需此也。”正是因为冯玉祥做了南京政府不希望也不需要他做的事，所以南京政府才从各方面向冯施加压力。他暗示冯玉祥，在张家口的举措应适可而止：“今为公计，宜速偕诸将帅肉袒负荆，诣京请罪，并申明今后不预抗日御侮之事，则功逾陈汤，罪逃武穆，岂不善载？”（注：《致冯玉祥电》（1933年7月1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4页。）
    面对国民党攻察部队的威胁，加之同盟军内部也困难重重，冯玉祥急切需要李烈钧的帮助。7月26日，冯致电李烈钧， 告以张家口大兵压境的情况说：“现康庄停有徐廷瑶兵车十七列，王以哲第七旅开怀来。而康庄、怀来、保安、下花园间，复停有中央铁甲车六列。即关、庞、刘、李等部，亦正向我采取大包围形势中。”他向李烈钧申明：“弟本抗日救国之旨，曾迭作枪口对外不对内之声明”。冯恳切希望李烈钧帮助调停，和平解决察哈尔问题：“望公努力和平运动，区区之意，实不愿以抗日武力，为国贼作鹬蚌；且在步步紧迫之下，更不愿鹬蚌相持，徒为渔人快意也。”（注：《致李烈钧电》（1933年7月26日）， 《冯玉祥选集》中卷，第92页。）
    这期间，国民党中央也屡电李烈钧，委以调停之任。其意一方面在于安抚上海方面不满于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蒋势力，同时也希望李烈钧能居中说和。在蒋介石等的电请之下，李烈钧便以中央委员身份出任斡旋，屡陈己见，力促察哈尔问题圆满解决。（注：《复冯玉祥电》（1933年7月28日），《致蒋介石电》（8月4日）， 《李烈钧集》下册，第769页。）
    7月 24日，李烈钧致电蒋介石，说张家口“情形非尽如外间所传，焕章先生平昔主张和平团结，一致对外之旨始终未渝”，“此次收复察东，勿论其方法若何，均与国家有益”。他希望蒋能以其豁达大度，和平处理察事：“现海内以政治不平之故，鼎沸久矣！”“钧愚以为此时努力在全国，而明察在公一人，公能坦怀相处，兼重绳墨，则治平之世未始不可期也。”李烈钧表示，他“现拟致电焕章，详告政府苦衷，当能谅解”，而冯之行止如何“则须视公之本意何如也。”（注：《致蒋介石电》（1933年7月2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7页。）
    在致电蒋介石的同一天，李烈钧还密电黄郛，述诉自己“以政治主张（按：指李烈钧一再呼吁的‘开放政权’主张）又生波折，民治难期，遂不欲闻问他事，而独于察事未能恝怀。”李烈钧认为，对于察哈尔问题，“政府虽采和平办法，而与人民所希冀者相悬殊……焕章对政治不满，与吾人殆相同，然其举动则在抗日救国，公必能体会而维系之也。”他建议黄郛助以斡旋之力：“以公主政华北，与焕章皆至好也”，“望我公此时特为虚怀相处，且俟下走斡旋也。”（注：《致黄郛电》（1933年7月2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7页。）
    黄郛，浙江绍兴人，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教育总长，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两人曾秘密合作过。推倒贿选总统曹锟后，冯玉祥主持成立摄政内阁，以黄郛为国务总理，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所以李说黄与冯为“至好”。加之黄郛本人这时又主政华北，因此，论公论私，黄都应出面斡旋，经李烈钧劝说后，黄亲自到张家口同冯玉祥进行彻夜长谈，向冯指出：由于实力过分悬殊，你若抵抗不能取胜；同盟军内部不稳，并摆出诸多事实予以说明。黄的谈话使冯玉祥感到，蒋等对同盟军内部情况已了如指掌，并非完全挑拨离间之词。这一谈话是促使冯玉祥态度软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冯玉祥向黄郛表态说：为避免内战，可以进一步商谈，但蒋必须首先下令停止对察用兵。冯并提出自己的和平条件：一是让宋哲元回察主政；二是保留同盟军。否则，再无谈判之必要。黄郛答以“让宋哲元回察主政，估计问题不大。保留同盟军问题因涉及军内有共党活动，我回北平后向蒋、何转达。”（注：陈英茨《抗日同盟军是如何被葬送的》，《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1辑，第11页。）
    7月31日，冯玉祥发表世电，驳斥蒋、汪对他的污蔑之词， 同时也表示愿意接受和平解决办法。此后，冯玉祥与南京政府之间不断联系，商洽具体措施，李烈钧继续居中疏解。8月1日，冯玉祥复电李烈钧，说明备感压迫之苦衷，表示：“弟为国家前途计，为民族免除内战痛苦计，决对蒋、汪所提四事完全接受，冀得谅解，希公暨诸友与政府商之。”（注：《致国民党中央电》（1933年8月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9页。）4日，李烈钧将冯玉祥电转给汪精卫等，（注：《李烈钧关于冯玉祥被迫接受俭电四项条件与汪精卫等的来往密电》（1933年8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351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725页。）同时接连致电蒋介石：“前奉复示，逆耳之言，乃蒙采纳，斯固进言者之幸也”，李并进一步在蒋冯之间转圜说：“焕章处世，公知之较详，其语言虽涉激烈，爱国尚出精诚”，“焕章世电，间或失实，但第一步既已完成，第二步即可商洽”。他希望蒋介石以“政府大度，示国人信”，“今公既谅焕章之处境，焕章又重公之所言，是两贤契好有期，大局奠安可望”，并表示自己将不辞劳瘁，为察事善后而努力。（注：《致蒋介石电》、《再致蒋介石电》（1933年8月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70页。）5日，汪精卫复电李烈钧，称赞李、冯的表现说：“焕章兄既已表示愿接受四项，当即转告敬之兄，妥慎洽商协办理。我兄苦心瘖口所全甚大，敬佩荩筹”。（注：《汪精卫复李烈钧密电》（1933年8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351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 编军事（5），第726页。）至此，双方基本上达成谅解。
    察哈尔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社会各界极为关注。8月7日，李烈钧在与记者谈话中，继续解释说：“政府负责守土，丧失土地原非所甘，乃欲谋定后动之故，遂未能赞助焕章之所为。国事如此，亦不幸矣。”在此“内战之祸”即发之时，“余钦焕章之见义勇为，临难不苟，而原政府之忍辱含垢，爰向政府进逆耳之言，于焕章亦为待时之动，乃承采纳，非仅个人之幸也。（注：《与各通讯社记者的谈话》（1933年8月7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72页。）8日，李烈钧偕秘书张宓公、朱善槎及二子、四子、长女，乘怡和公司“公和”轮赴江西庐山，与蒋介石商讨“察省善后”问题。（注：《李烈钧集》下册，第773页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