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不辞劳苦而奔走，及时沟通蒋、冯意见，促成察哈尔问题和平解决，功不可没。台湾学者对此有着比较一致的评价，说：“当时冯具实力举足轻重，如不羁縻笼络难固团结，李以其私谊反复折冲，对其自己一无所得”，由此可见“李氏是个不计个人得失嫌怨，直言敢谏、为国为民、求民主结人心的真正爱国者”。（注：周仲超《李烈钧乡先生百岁诞辰追思》，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李烈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1年版，第247页。 ）对此，李烈钧在察事获得和平解决之际，也曾致电蒋介石，表白自己奔走斡旋，是为了帮助蒋、冯修好之本意：“所以屡为言者，以前途辽远，欲公等略复夙好耳，而事则在公也。”（注：《致蒋介石电》（1933年8月7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71页。）
    冯玉祥与国民党中央基本达成谅解以后，察哈尔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冯决定离察入鲁，再上泰山隐居。许多关心察哈尔问题的民众团体及热心国事人士，都急切知道察事处理的内情及冯玉祥与中央政府的未来关系问题。李烈钧及时地向外界作以说明。他在与华东社记者谈话时，专门介绍了冯玉祥接受和平了结察事的原因，他说：一是同盟军接济困难，“察省地瘠民贫，部分给养困难”，而“国内各界物质与金钱之接济，又无法到达”；二是“政府军队北开，更有随时发生内战之可能。苟有内战，则冯氏枪口对外之主张岂非自食前言？”因此，冯氏遂放弃其原来收复热河、东北的计划，接受了蒋、汪的四项条件，察哈尔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注：《与华东社记者的谈话》（1933年8月5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71页。）
    8月27日，李烈钧携秘书、家属由江西庐山返回上海， 在与《申报》记者的谈话中，又发表了自己对察事和平解决的看法。他说：“察事和平商洽已成为过去问题。然冯焕章之传檄收复四县与一战攻克多伦，后之史者当有记载。而政府虽似以大兵压迫张垣，亦未真有其事，贻历史羞也。”（注：《与〈申报〉记者的谈话》（1933年8月27日）， 《李烈钧集》下册，第773页。）
    9月1日，大白社记者特访李烈钧，向李询问冯玉祥近况、冯对国民党中央邀请晋京的态度，以及冯与同盟军余部方振武、吉鸿昌两部的关系等问题，李烈钧在谈话中，分别作了回答。第一、关于冯玉祥下野后的近况：“冯先生自离察人鲁居住泰安以来，终日阅书写字，研究各国政治，不问外事，日常生活与从前无异，精神亦如常。然对于暴日侵略仍愤恨在心，不改其过去形态，故日本之一举一动，冯先生颇为注意也。”第二，关于冯玉祥是否入京及其名义问题：“当冯先生离察时，中央迭请其入京洽商国事，共谋大计”，并“拟予以水利督办名义”。“冯先生颇有入京意思，但何日起程，须视其环境如何而定”，至于中央所予名义，“冯氏本人对此毫无表示，盖冯氏本为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尚要何种名义乎？”所以，“冯先生之入京，不在名义而在时间问题也”。第三、关于冯玉祥与同盟军余部方振武、吉鸿昌部继续活动的关系问题：“日来察省方振武、吉鸿昌之部队，因与宋哲元尚未获得相当之谅解，致生纠纷，一时甚为严重，迄未具体解决。”但“此事之发生，全为该部安置问题中之枝节，冯先生既已离察，绝不顾问此事。中央与宋哲元有相当办法，想不久即可圆满解决，谅不致成为大问题也。”（注：《与大白社记者的谈话》（1933年9月1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74-775页。）
    为使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察哈尔抗日的情况，冯玉祥在抗日同盟军失败后，组织孟宪章、陈国梁等部属会同新闻记者赵瑾三，编写《察哈尔抗日实录》。1933年底书成之后，马相伯为之题词，李烈钧、章炳麟、冯玉祥分别作序。本书汇集大量历史资料，叙述察哈尔抗日兴起、抗日同盟军收复失地及其失败的经过。李烈钧称：“是书，痛史也”。
    李烈钧在序中略述自1924年春与冯玉祥结识以来，自己与冯氏的深厚友谊，回溯了冯玉祥马厂首义，出师北伐，底定大局等屡屡战功，盛赞冯玉祥“瑰杰宏放，并世寡俦，治军严整，出时下诸帅上，然其好学不倦，则鲜有知者”。序中概述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后，向南京政府屡次请缨抗日未成，遂在热河沦陷、察哈尔危急的情况下，组军抗日，收复失地，以及不得已而罢兵离察的经过。最后，李烈钧对察哈尔抗日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总结说：“自是国内遂无复有举抗日之旗者”。（注：赵瑾三《察哈尔抗日实录》序。）
    在30年代初的反蒋各派中，与冯玉祥、胡汉民等相比，李烈钧在反蒋方面，不象胡汉民等那样锋芒毕露，而是以比较温和的姿态活动于政治舞台。他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谴责蒋的对日妥协政策，但当蒋介石与反蒋派激烈冲突时，李烈钧又往往居中调和，成为蒋介石与反蒋派之间的一股缓冲力量，这在察哈尔问题的演变中尤为明显。李烈钧在察哈尔抗日期间频繁地活动于南京政府与冯玉祥之间，使他在一些场合具有双重代表的身份。对于李烈钧声援抗日同盟军的“宣传呐喊之状况”，冯玉祥当时是很感激的。（注：《冯玉祥日记》1933年7月17日、19 日、24日、8月11日。）这在客观上又加深了冯、李两人之间的友谊。 察哈尔抗日失败后，冯玉祥再上泰山隐居。1934年5月17日， 李烈钧专程前往山东访晤冯玉祥。23日，冯、李两人共游烟台。26日，在烟台“民众抗日同盟军御寇周年纪念大会”上，冯、李分别作了讲话。冯玉祥在讲话中专就李烈钧对同盟军的声援作用说道：协和先生“是对民众抗日同盟军帮助最大的一人。他骂南京政府，一骂骂八辈子！南京打察哈尔的时候，协和先生左一电报，右一电报，打给南京，有形无形之中，给同盟军很大的帮助！”（注：张功常《冯玉祥胶东游记》，上海军学书社1934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