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曾撰有《史记会注考证》，以其独特的学术个性与风格，从广阔的学术视野去深入研究《史记》。他的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而且心手相应地用这些方法步向《史记》研究中的"浑观其一派之落九天而泻千里"的学术境界中去。钱钟书先生研究《史记》的方法，不仅对于《史记》本体研究是一种再深入，而且对于广泛的文史哲研究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其研究方法作一初步的窥探。
    溯源导流瞻瞩通达
    钱钟书以极其敏锐而强烈的历史感，藉极其渊博的学识，作溯源导流、瞻前瞩后、上通下达式的研究。钱钟书这种研究方法在《史记》的研究中运用得相当广泛而突出。
    一是在历史的不同层面上揭示其丰富的内容与意蕴。在《律分》这一则中，即是用此法。《史记·律书》云："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钱钟书先生揭示了：《礼记》之"名士"谓有名而不仕者，《史记》、《汉书》之"名士"则谓有名而犹未仕者、至魏晋则凡得名早于得官者，虽已仕宦贵达，亦仍称"名士"，且浸假推及于诸余著名之闻人，原意遂掩。而降及后世，"名士"几同轻薄为文、标榜盗名之狂士、游士，即成了庄子淮南子所讥"卖名声"、"卖名誉"，王羲之所呵"噉名客"，李谧所斥"卖声儿"。因此后世暴谑也有由来也。随着时事的变迁，"名士"这一概念也已经有了不同的释义，钱先生分成几个历史断面阐释了其内容的变化，给人以清晰而深刻的理解。
    二是勾勒其历史的轨迹，寻觅其发展的脉络。《史记·高祖本纪》："母曰刘娼。"司马贞《索隐》："今近有人云，母温氏。贞时打得班固泗水亭长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字，云：'母温氏'。贞与贾膺复、徐彦伯、魏奉古等执对反复，沉叹古人未闻。钱钟书先生在这则按语中则指出了金石学发展的轨迹、脉络。他说：阎若璩《潜邱札记》已论六朝人始以金石遗文于经史正讹补阙，举《史记·儒林传》张晏注引伏生碑以证其名"胜"等为例。《颜氏家训·书证》亦自记与李德林同以秦权铭证《史记·秦始皇本纪》之"隗状"。而司马贞正用此法。《后汉书·邓寇列传》"遭元二之灾"，章怀注引岐州石鼓文以证即"元元"，虽未确当，却可以连类。入宋而金石之学大盛，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至谓为"宋人所创学术"；以石墨补订史事，遂成风会，如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亦据碑志以是正史传之"阙谬"。钱先生对碑志考证史传，对金石学作了一个扼要而又明了的历史考察，揭示其发展线索。
    三是指出史记的某些篇章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史记·李斯列传》："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壁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钱钟书先生于此独有所悟，在按语中说："此书历来传诵，至其命意为后世张本开宗，则似未有道者。"从柳宗元的《送僧浩初序》，《弘明集》的《理惑论》、《广弘明集》的《内德论》，释契嵩《镡津文集》的《原教》，《明文授读》的何乔远《〈琴庄笔记〉序》、焦竑《笔乘》的《支谈》，赵铭《琴鹤山房遗稿》的《与李爱伯同年书》，《谭嗣同全集》的《上欧阳瓣姜师书》，至李宝嘉《官场现形记》，都可以看到二西之学入华，"为二学作护法者，立论每与李斯之谏逐客似响之应而符之契，其为暗合耶？其为阴承也？"因此钱先生指李斯此书的作用和影响是"其命意为后世张本开宗"！
    四是探本知流，评判得失。《史记·赵世家》"简子疾，五日不知人。"钱先生云："此一大节又见于《扁鹊仓公列传》，宜据别见则互有详略之法，加以删改。下文武灵王论变法复与《商君列传》语太相似，谏此取之《战国策·赵策》二，彼取之《商君书·更法》篇，而未参稽稍异其词。武灵王曰：'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谷之累'，又曰：'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数语之间，重复无谓；《赵策》只有后一句，不识马迁何故冗迭如此？全书失检类是者不少，贻弹射者以口实，良有以夫。"在《鲁仲连邹阳列传》中有："鲁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钱先生幽默地指出："全用《战国策·赵策》三原文，倘因此得免于王若虚之指斥乎？"陆以湉《冷庐杂识》称"史公以一句纵，一句操"，而于"一篇中屡见之者"，如此篇之"天下之贤公子也"，"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云云。钱先生评曰："殊非探本之论。此节佳文，悉取之《赵策》三，句法操纵，一仍旧贯，未可归功马迁。《晋书·张辅传》载辅论马班优劣，有曰：'又迁为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逞词流丽，亦足以明其大才也'；辅亦未察此数篇几全采《国策》而成，赞叹之不啻代迁攘善掠美。"钱钟书先生正能探本知流，便能还其本来面目，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