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1619--1692）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评论家，他在进行历史评论的过程中，也对史学的本体理论作出过许多论述，并自有一定的体系。《读通鉴论》中的《叙论》四篇俨然堪称古代精湛的史学理论名篇。然而，学术界对王夫之史学的研究，大多只注意了他的历史评论，而忽略了他的史学本体理论。
    一、史学目的论
    王夫之对史学研究的目的、任务和功用等有较多的论述。他认为史学的宗旨应该是经世致用，为现实社会和未来社会提供资治和借鉴。在《读通鉴论》卷六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又说："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卷二十）。那么，这些于世有用的"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在《叙论三》中，他说："盖尝论之，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无取于似仁似义之浮谈，只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则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固然矣。"这就是说，历史学家应该在史书中告诉人们具体可行的各种例证，让人们得以借鉴。
    王夫之十分推崇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书的命名，认为其中包含有深刻的旨意："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叙论四》）。他还具体阐述了如何读史才能达到"资治"、"取鉴"的目的：首先应该"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同时还应该"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也"（同上）。这段阐述实属重要，它是传统史学鉴戒理论的一个升华和发展。以史为鉴，不仅仅是简单的照镜比附，还应该更进一步设身处地，探究历史得失成败变化发展的原因。这是较高层次的史学研究任务了。
    尤为可贵的是，王夫之关于史学经世、资治的论述是具有战斗锋芒和时代针对意义的。我们知道，自从宋代程朱理学指斥读史为"玩物丧志"、"令人气粗"、"观人相扑"后，史学逐渐流于空疏，并在元明时期陷入危机。王夫之对这种现象极为不满，他说："读史亦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谢上蔡为'玩物丧志'。所恶于丧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谓。"如果以"喜而弄之"的态度读书，那么，岂独读史要丧志，"经亦有可玩者，玩之亦有所丧"（《俟解》）。那些读史丧志的人关键是忘却了史学经世资治的目的和宗旨，他们看到历史上的治乱盛衰，只是或则称颂一番，或则诟骂一通，空空悲喜一场，"言已终，卷巳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依然故我。这样读了等于没读，才是真正的"玩物丧志"（《叙论四》）。
    王夫之还直接指斥当时脱离现实的空疏学风说："宋末胡元之世，名为儒者，与闻格物之正训，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何为？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之，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校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邪？于伦物何与邪？于政教何与邪？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动而傲人之惰。……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读通鉴论》卷十七）。这些揭露和批判深刻，犀利，切中要害。
    王夫之是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去做的。他的《读通鉴论》、《宋论》两部书，便是"读古人之书，揣当今之务"的经世致用之作。书中所论，绝非就史论史，而往往能联系现实社会，着重探求历代兴衰治乱、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力图从中总结出明朝兴亡的原因。
    总之，王夫之经世、资治的史学目的论，既是对传统史学目的论的一个继承和深化，又是对时代颓废学风所下的一剂针砭，其中有些论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亦不无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