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观论
    作为史学的本体理论，除了目的论、编纂学、史评理论等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内容，即历史观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历史哲学理论。这是更高层次的史学本体论，也最能衡量和体现一位史家的卓识及其理论的价值。王夫之以其独有的胆识，对历史哲学也作了深刻的探讨。这突出地表现为他首先对旧的传统史观一一作出分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进步的历史观--"理势合一"的新史观。
    我国古代有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天命史观、循环史观、正统史观、复古史观、天理史观等等，王夫之对这些旧史观进行了一次大清理。他批判邹衍的"五德终始"循环史观说："五德者，邹衍之邪说，以惑天下，而诬古帝王以征之，秦汉因而袭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也。"并明确表示自己"深恶而痛绝之"（《读通鉴论》卷十六）。
    他又批判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说："改正朔，易服色，汉儒以三代王者承天之精意在此，而岂其然者！正朔之必改，非示不相沿之说也。历虽精，而行之数百年则必差。夏、商之季，上敖下荒，不能厘正，差舛已甚，故商、周之兴，惩其差舛而改法。……若夫服色，则世益降，物益备，期于协民瞻视，天下安之而止矣"（《读通鉴论》卷十九）。这就说明，所谓更改历法、更换服色等，都不是什么改朝换代的神秘象征，而不过是时间推移和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暴露了"三统循环论"的"纤曲涂饰"真面貌。
    对于正统论，王夫之更直斥其为"臣子私其君"之见。他说："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离而合之，合者不继离也；乱而治之，治者不继乱也。明于治乱合离之各有时，则奚有于五德之相禅，而取必于一统之相承哉！"（《读通鉴论》卷十六）又在《叙论一》中特立"不言正统"一个醒目标题说："统之为言，合而并之之谓也，因而续之之谓也，而天下之不合与不续也多矣。……有离，有绝，固无统也，又何正不正之云邪？"这就是说，各朝代之间，只有离合治乱的更替，并不存在一脉相承的"统系"，更无正与不正的区别。
    对于宋儒朱熹等鼓吹的三代是天理充溢的"明治"之世，后世是人欲横流的"晦乱"之世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复古倒退论，夫之反唇相讥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周易外传》卷五）。"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读通鉴论》卷二十）。只有"更新而趋时"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思向录》内篇），那些"泥古过高而非簿方今"的退化论者，实际上是"奉尧舜以为镇压人心之标"，"蔑生人之性"（《读通鉴论》卷二十）。
    在批判旧传统史观的同时，王夫之又继承改造了传统史观中"理"、"势"学说，提出了"理势合一"的新历史观，从而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是"合理"的。"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读通鉴论》卷二十四）。而这个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理"，是通过"一动而不可止者"（《读通鉴论》卷十五）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表现出来的。所谓"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读四书大全说》卷九）。所以，他强调"以理为势，以势从理"（《春秋家说》卷一）。历史就是在这种"理"、"势"统一过程中不断前进的。"势者事之所因，事者势之所就，故离事无理，离理无势。……理顺斯势顺矣，理逆斯势逆矣"（《尚书引义》卷四）。由此，他进一步得出"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的主张。
        王夫之还运用自己"理势合一"的历史哲学理论，去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对上古历史及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历史作了有益的探索，对许多制度的产生、演变沿革历史等作了论述。
    尽管，王夫之对旧史观的批判还是不够彻底，他提出的新史观亦还摆脱不了旧唯物论者的局限，当他无法穷究历史变化的真正动因时，仍然只好将其归因于"天地之数"。但王夫之的史观论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他对传统旧史观的批判，冲破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能够唤醒引导人们摆脱幻想，由蒙昧走向理性。他提出的"理势合一"的新历史观更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理论高度，也代表了时代史学的新成就。就这一点看，王夫之显然要比同时代的其他几位启蒙思想家更胜一筹。王夫之所作的历史评论所以堪称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峰，所以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是与他所持有的新历史观不无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