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书编纂论
    王夫之关于史书编纂方面的思想观点集中表现为强调直笔求实，以传信史，反对隐恶扬善，曲笔济私。他曾说："人之可信者，不贪不可居之名；言之可信者，不传不可为之事。……人恶其饰言饰行以乱德也，言恶其溢美溢恶以乱道也。君子之以敦实行、传信史、正人心、厚风俗者，诚而已矣。"如果"淑诡之行，矜夸之说，荧惑天下，饰大美以鬻名利，天性受诬，而人纪以亡，读史者又何艳焉？"（《宋论》卷二）
    王夫之十分推重古代因直笔见杀的史家崔浩等人，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存直笔于天壤"。更赞扬孔子《春秋》是一部实录，是"天下之公史"（《春秋宋说》卷三）。
    王夫之反对史家迫于流俗而违背直笔原则："史有溢词，流俗羡焉，君子之所不取"（《读通鉴论》卷七）。并批评《晋阳秋》的作者孙盛"徇流俗而矜直笔"（同上卷十四）。他更反对史家怀有私意著史，曲笔济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同上卷三）王夫之对司马迁的这个指责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读通鉴论》卷六又批评史书对汉更始和光武的记载是溢恶扬美："更始不足以有为，史极言之，抑有溢恶之辞。欲矜光武之盛，而掩其自立之非，故不穷更始之恶，则疑光武之有惭德也。"还指责宋濂修《元史》"隐其恶扬其美"，遂使"天下之直道永绝于人心"。
    在《读通鉴论》和《宋论》等书中，我们随处可见王夫之对曲笔不实史书所提出的广泛批评："史氏极其贬诮"（《读通鉴论》卷二十五），"史之侈谈之也"（同上卷十八），"恶足信哉"（同上卷十六），"史氏传其不足信者"，"史且载之为真，率天下以伪"，"已溢美而非其实矣"（《宋论》卷二），如此等等，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
    此外，王夫之对史书编纂的语言文字也提出要求，认为史书记载应做到"言、义、事"三者相结合。所谓"言"是指语言文字，"义"即思想观点，"事"即历史事实。在《春秋世论》卷一里，他对三者关系有详细论述："《春秋》有大义，有微言。义也者，以治事也；言也者，以显义也。非事无义，非义无显。斯以文成数万，而无余辞。若夫言可立义，而义非事有，则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强使天下以传心，心亦终不可得而传。"这实际上是对古代史学理论中"事"、"义"、"文"三者关系争论的一个辩证总结，其中心思想用今天的话来概括就是史论结合的史书编纂方法。
    三、史学评价论
    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历史评论家，对如何评价历史这个理论问题也提出过许多卓越的见解。在《读通鉴论·叙论二》中，他提出了关于史学评价的十二字原则，即"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这十二字原则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评论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大力开展史学评论亦不无借鉴意义。
    所谓"因其时，度其势"，就是要求历史评论家设身处地，了解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处境形势，注意"古今异时，强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趋"等等。然后再"因其时而酌其宜"，"因时宜而论得失"。而不能离开客观历史条件，用今天的观点去要求和改铸古人。
    所谓"察其心，穷其效"，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既要分析考察动机，又要观察实际效果。既不能只看动机，也不能只看效果。因为有些事情虽然动机良好，后果却不一定好，而有时动机不良，却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王夫之举例说，汉武帝北征匈奴，南诛瓯越，西侵西域，这在当时来说，动机是极不良的，但实际后果却具有促进中原汉王朝与周边相互融合和交流的作用，"此岂武帝之意计所及哉？"（《读通鉴论》卷三）又如秦始皇本是"以私天下之心"废封建行郡县的，但却使郡县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行政制度，二千年来相沿不废，这也是秦始皇本意所未料及的。
    根据这十二字原则，王夫之认为，评价历史不能以个人之私意来代替天下之公理，不能用一时之议论代替千秋之通义。因为一人一时的看法毕竟不能代表天下万世之公理。历史事件是千变万化的，历史人物也是千殊万别的，如果硬要"执其一义以求伸，其义虽伸，而非万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严，而义愈病"（《读通鉴论》卷十四）。
    根据十二字原则，王夫之主张评价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不能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要功过分明，瑕瑜互见。举例言之，同为"天下之罪人"的卢杞、李林甫、桑翰等，其罪恶亦有程度"差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九）。同样，对于正面肯定的人物，亦当持如是观点。关于这个问题，宋代朱熹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他说："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犹有未是处；不是底，又有彼善于此处。"所以，"品藻人物，须先看它大规模，然后看它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与少。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与不紧要。如此互将来品藻，方定得它分数优劣"（见《朱子语类》卷五十五、卷十三）。朱熹、王夫之这种一分为二、具体对象具体分析的历史评价理论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精华。
    从十二字原则出发，王夫之还要求历史评价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要评出新意，那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炒冷饭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他说，对于那些"大美大恶，昭然耳目，前有定论"，"匹夫匹妇天下共知"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皆不必再作评论。这正如一个杀人犯已被服刑枪毙，而旁观者不必再大声叫喊"此宜杀者"一样。孔子《春秋》所以使游、夏之徒不能旁赞一辞，关键在于孔子没有"灌灌谆谆，取匹夫匹妇已有定论之褒贬，曼衍长言，以求快俗流之心目"（《叙论二》）。
    王夫之还认为，评价历史有时还应抱着存疑的态度，对于那些尚处在变化发展之中的事件制度或人物，以及"均一事而互有伸屈"的事物，就不能过早地下结论，而应"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无强天下以必从其独见也"（《叙论四》）。这一看法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王夫之还严肃批评了历史评价中普遍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所作讨论"浅中无当"，不痛不痒，没有切中要害；另一种是完全不顾事实，有意颠倒黑白，把错的说成对的，对的说成错的。在《叙论三》，他说："论史者有二弊焉：放于道而非道之中，依于法而非法之审，褒其所不待褒，而君子不以为荣，贬其所不胜贬，而奸邪顾以为笑，此既浅中无当之失矣；乃其为弊，尚无伤于教，无贼于民也。抑有纤曲嵬琐之说出焉，谋尚其诈，谏尚其谲，徼功而行险，干誉而违道，奖诡随为中庸，夸偷生为明哲，以挑达摇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机巧裂人之名义而使枉；此其于世教民生也，实愈于洪水，恶烈于猛兽矣。"可见，这后一种错误危害最大，因为"闻其说者，震其奇诡，歆其纤利，惊其决裂，利其呴呕，而人心以蛊，风俗以淫，彝伦以{K1CC04.JPG}，廉耻以堕"。
    王夫之最后提醒每个历史评论家对自己所作的评论要"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这又是极为精辟之论。作为一名史学评论工作者，首先要端正态度，不能心怀鬼胎，别有用意；其次是所作评论一定要合乎情理；再就是一定要有用于世，即对历史研究和社会发展有所帮助，否则连篇累牍的无用之词，则宁可不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