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规”与“国法”:国民党民众组训体系中的社团制度分析(6)
五、小结:党治秩序下的制度困境 近代职业及社会团体本是因应职业分化、群体结社及社会发展而产生,初时并非为与政党连接。及至国共两党推进“国民”革命,职业团体及群众的人民力量被“发现”。国民党南京建政后,以国家力量推动职业及社会团体向党化方向发展,试图以此训练民众,巩固党群关系,稳定党治秩序。在国民党内,以党规为路线,以党部为主导,将民众团体纳入民众组训体系之内。在国民政府,以社团立法为基础,以政府督导为管理主体,将民众团体纳入政府施政体系之中。在党政协同推进下,民众团体组训体系因而成立,特别是职业团体,因其覆盖农工商等主要职群,其社会角色举足轻重。在党规与国法之下,民众团体获得政治及法律合法性,但同时也要接受政治甄别,不得进行反对性的政治运动。诸多政治性政党及民间秘密结社也因此被排斥在体制之外。 在训政体制下,国民党重点推动民众团体发动民众组训,政府主要以民众团体协同施政。在制度范围之内,职业及社会团体也获得一定自治空间,在职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作用,是各职群自组织的重要依托。国民党及政府对社团的双重督导体制看起来组织严密、分工清晰,但实施成果不佳,国民党中央对此极不满意。如从制度与实践之中加以分析,可以发现表面严密的组织体系背后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国民党的治党能力与组训目标间存在落差。国民党期望通过党部指导、党团运作等方式来推动组训,但党组织发展不良,在职业团体之中力量欠缺。其次是党政之间存在分际,以党训政难以在基层得到落实。党部重在政治训练,政府重视专业职能,而且在不少地区党部与政府理念不合。再者社团法人的自治权与党政督导之间也存在矛盾。依法人属性,团体在人事、经费、会务等方面具有相对自主权,党政部门在政治甄别之外,还试图对选举、经费进行干预,不少从业者并不认同,党化较为明显的社团反而受到会员批评,拉远了与普通会员的距离。 不论是政治组训还是协行施政,党部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自身目标作为主要出发点。政府虽然在立法中强调社团的专业职能,但在实践中更注重职业团体在施政方面的辅助作用,严重缺乏从普通会员角度的政策考量。重视团体,但忽视各职业群体及会员之主体性。职业团体努力表达自身意见,沟通政府,但团体的意见是否能够采纳,取决于政府的裁定,团体并无参与决策的稳定制度渠道。各职业及社会团体在执行政府法令和会员的利益表达之间,不易平衡。在会员的角度,职业及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组训的意识并不强。因此,即使依赖于党政部门的强制督导,其组训成效依然廖廖。在职业团体与会员之间,团体的凝聚力也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商会过度为大商人掌控,农会脱离普通自耕农及贫雇农,工会只专注于压制劳资纠纷,其作为职业团体的组织力也会与之俱降。将民众团体引入组训体制固无不可,但国民党如本身治党不力、治国无方,无疑使民众丧失对其主义与政策的信仰及信心。在此情势之下,组织与制度即使不断更张,也易陷入形式窠臼,且造成愈强化管制,组训愈趋无力的困境之中。从另一个角度讲,祖训实践不力反而使职业及社会团体的自治空间得到一定程度维系。 注释 ①民初的政党发展状况请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②代表论著请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田湘波:《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1927-1937)》,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魏文享:《农会组织与国民党党农关系的重建(1927-1949)》,《江汉论坛》2008年第6期;徐秀丽:《中国国民党党团述论(1924-1949)》,《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朱海嘉:《战时国民党对民众团体的管控政策研究——以重庆市党政联席会议为中心的考察》,《近代史学刊》2010年第7辑;秦佳:《国民党民众运动研究1924-1937》,辽宁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③代表论著请参见杨焕鹏:《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对人民团体的管制——以浙江省为中心》,《东方论坛》2004年第5期;徐秀丽:《南京政府建立后的政治国家与民间组织的关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宫炳成:《南京国民政府的社团政策与民众运动控制(1927-1937)》,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陈志波:《南京国民政府社团立法研究(1927-1937)》,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关于农会的研究参见魏文享:《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关于同业公会的研究参见魏文享:《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关于商会、同业公会的研究概况请参见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回顾》,《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魏文享:《回归行业与市场: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 ④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朱英、魏文享主编:《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自由职业者公会的研究综述请参见尹倩:《中国近代自由职业群体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⑤徐秀丽对学界关于中国传统社团与现代社团的区别有所归纳(《中国传统社会的社团及其与现代社团的区别》,《文史哲》2009年第2期)。 ⑥朱英:《辛亥时期的新式商人社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⑦魏文享:《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⑧《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4页。 ⑨在1920年代的革命浪潮中,商会被国共两党定位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团体。参见朱英:《“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商会存废纷争》,《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⑩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冯筱才:《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 (11)(82)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第255页。 (12)胡汉民:《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中央半月刊》1927年第5、6期。 (13)(14)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519页,第534页。 (15)(16)(21)(35)《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与工农学各界的斗争》,《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15页,第16-20页,第16页,第12页。 (17)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2. 3/85,《中国国民党中执委第144次常委会会议记录》,1928年6月7日。 (18)《训政纲领》(1928),《训政法规方案汇编》,1931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印行。 (19)《约法宣言》,见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846页。 (20)(22)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系统》,《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与工农学各界的斗争》,第4-10页。 (23)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会3.1\33,《确定训政时期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组织系统之纲领案》,1929年3月。 (24)《民众团体三民主义训练纲要》,《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与工农学各界的斗争》,第21页。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在推行党化教育同时,也有公民教育的内容,在学校中公民教育仍有一定空间。 (25)《人民团体组织方案》,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1985年,第762页。发起人的数量在不同团体类型要求不一,在后来制订的法规中都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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