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小结：党治秩序下的制度困境
    近代职业及社会团体本是因应职业分化、群体结社及社会发展而产生，初时并非为与政党连接。及至国共两党推进“国民”革命，职业团体及群众的人民力量被“发现”。国民党南京建政后，以国家力量推动职业及社会团体向党化方向发展，试图以此训练民众，巩固党群关系，稳定党治秩序。在国民党内，以党规为路线，以党部为主导，将民众团体纳入民众组训体系之内。在国民政府，以社团立法为基础，以政府督导为管理主体，将民众团体纳入政府施政体系之中。在党政协同推进下，民众团体组训体系因而成立，特别是职业团体，因其覆盖农工商等主要职群，其社会角色举足轻重。在党规与国法之下，民众团体获得政治及法律合法性，但同时也要接受政治甄别，不得进行反对性的政治运动。诸多政治性政党及民间秘密结社也因此被排斥在体制之外。
    在训政体制下，国民党重点推动民众团体发动民众组训，政府主要以民众团体协同施政。在制度范围之内，职业及社会团体也获得一定自治空间，在职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作用，是各职群自组织的重要依托。国民党及政府对社团的双重督导体制看起来组织严密、分工清晰，但实施成果不佳，国民党中央对此极不满意。如从制度与实践之中加以分析，可以发现表面严密的组织体系背后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国民党的治党能力与组训目标间存在落差。国民党期望通过党部指导、党团运作等方式来推动组训，但党组织发展不良，在职业团体之中力量欠缺。其次是党政之间存在分际，以党训政难以在基层得到落实。党部重在政治训练，政府重视专业职能，而且在不少地区党部与政府理念不合。再者社团法人的自治权与党政督导之间也存在矛盾。依法人属性，团体在人事、经费、会务等方面具有相对自主权，党政部门在政治甄别之外，还试图对选举、经费进行干预，不少从业者并不认同，党化较为明显的社团反而受到会员批评，拉远了与普通会员的距离。
    不论是政治组训还是协行施政，党部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自身目标作为主要出发点。政府虽然在立法中强调社团的专业职能，但在实践中更注重职业团体在施政方面的辅助作用，严重缺乏从普通会员角度的政策考量。重视团体，但忽视各职业群体及会员之主体性。职业团体努力表达自身意见，沟通政府，但团体的意见是否能够采纳，取决于政府的裁定，团体并无参与决策的稳定制度渠道。各职业及社会团体在执行政府法令和会员的利益表达之间，不易平衡。在会员的角度，职业及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组训的意识并不强。因此，即使依赖于党政部门的强制督导，其组训成效依然廖廖。在职业团体与会员之间，团体的凝聚力也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商会过度为大商人掌控，农会脱离普通自耕农及贫雇农，工会只专注于压制劳资纠纷，其作为职业团体的组织力也会与之俱降。将民众团体引入组训体制固无不可，但国民党如本身治党不力、治国无方，无疑使民众丧失对其主义与政策的信仰及信心。在此情势之下，组织与制度即使不断更张，也易陷入形式窠臼，且造成愈强化管制，组训愈趋无力的困境之中。从另一个角度讲，祖训实践不力反而使职业及社会团体的自治空间得到一定程度维系。
    注释
    ①民初的政党发展状况请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②代表论著请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田湘波：《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1927-1937)》，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魏文享：《农会组织与国民党党农关系的重建(1927-1949)》，《江汉论坛》2008年第6期；徐秀丽：《中国国民党党团述论(1924-1949)》，《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朱海嘉：《战时国民党对民众团体的管控政策研究——以重庆市党政联席会议为中心的考察》，《近代史学刊》2010年第7辑；秦佳：《国民党民众运动研究1924-1937》，辽宁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③代表论著请参见杨焕鹏：《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对人民团体的管制——以浙江省为中心》，《东方论坛》2004年第5期；徐秀丽：《南京政府建立后的政治国家与民间组织的关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宫炳成：《南京国民政府的社团政策与民众运动控制(1927-1937)》，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陈志波：《南京国民政府社团立法研究(1927-1937)》，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关于农会的研究参见魏文享：《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关于同业公会的研究参见魏文享：《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关于商会、同业公会的研究概况请参见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回顾》，《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魏文享：《回归行业与市场：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
    ④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朱英、魏文享主编：《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自由职业者公会的研究综述请参见尹倩：《中国近代自由职业群体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⑤徐秀丽对学界关于中国传统社团与现代社团的区别有所归纳(《中国传统社会的社团及其与现代社团的区别》，《文史哲》2009年第2期)。
    ⑥朱英：《辛亥时期的新式商人社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⑦魏文享：《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⑧《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4页。
    ⑨在1920年代的革命浪潮中，商会被国共两党定位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团体。参见朱英：《“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商会存废纷争》，《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⑩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冯筱才：《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
    (11)(82)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第255页。
    (12)胡汉民：《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中央半月刊》1927年第5、6期。
    (13)(14)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519页，第534页。
    (15)(16)(21)(35)《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与工农学各界的斗争》，《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15页，第16-20页，第16页，第12页。
    (17)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2. 3/85，《中国国民党中执委第144次常委会会议记录》，1928年6月7日。
    (18)《训政纲领》(1928)，《训政法规方案汇编》，1931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印行。
    (19)《约法宣言》，见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846页。
    (20)(22)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系统》，《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与工农学各界的斗争》，第4-10页。
    (23)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会3.1\33，《确定训政时期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组织系统之纲领案》，1929年3月。
    (24)《民众团体三民主义训练纲要》，《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与工农学各界的斗争》，第21页。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在推行党化教育同时，也有公民教育的内容，在学校中公民教育仍有一定空间。
    (25)《人民团体组织方案》，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1985年，第762页。发起人的数量在不同团体类型要求不一，在后来制订的法规中都有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