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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与“丁戊奇荒”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王金香 参加讨论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正当洋务派“求强”“求富”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一场罕见的特大灾荒洗劫了中国大地,特别是北部中国。从1876-1878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这场被称为“丁戊奇荒”的特大灾荒(注:这场灾荒以1877、1878年最为严重,这两年分别为农历丁丑年和戊寅年,故称“丁戊奇荒”。),造成上千万人口的死亡,给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风云人物,当时多任北中国各省的督抚,他们经历了这场奇荒的全过程,并亲自主持了赈灾活动。探讨洋务派赈灾实践及其对这场灾荒形成原因的反省,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丁戊奇荒”是有清“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注:曾国荃:《请饬拔西征军饷疏》,《曾忠襄公奏议》卷五、页三十三。),从光绪二年到四年(1876-1878年),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中国北部持续大范围亢旱,晋冀鲁豫陕各省80%以上的州县干旱,没有收成。大批饥民在本地吃完树皮草根之后,扶老携幼外出觅食。由于当时旱灾范围较广,相邻各省均发生严重饥荒,灾民多流离失所。灾荒前期是饥民塞道,向后发展则饿殍盈野,整个北部中国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旱魃肆虐,遭受了一场特大的浩劫。
    1870年以后,洋务活动已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初见成效的“求强”基础上,开始向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求富”阶段过渡。这个阶段,洋务派除了继续兴办军工企业并编练新式海军之外,又创办了一批涉及采矿、冶炼、纺织、航运、电报等部门的民用企业。这些新式民用企业的创办,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开通社会风气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洋务派以其特殊的地位和特有的敏感,对与洋务活动高潮几乎同时到来的“丁戊奇荒”这一特大灾荒形成的社会原因及救治方法,也有比较深刻的独到的见解。洋务派旗手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湘系洋务派的健将左宗棠时任陕甘总督,洋务活动首创者之一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时任山西巡抚,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继曾国荃之后任山西巡抚。这些在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在赈灾和善后活动中对“丁戊奇荒”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检讨。综观其对“丁戊奇荒”社会原因的论及,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农民差徭过重是导致这场特大灾荒的最直接的社会原因。“丁戊奇荒”期间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认为,“北方差徭之重,由来旧矣”(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601页。)。查办山西及陕西同州赈务大臣阎敬铭说:“山陕百姓差徭过累,平日田产所入难资糊口,以致户鲜盖藏,罹此奇灾,几成大变”(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农民差徭过重与这次灾荒之间的关系。山西省右辅畿疆,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供亿之烦,几于日不暇给”(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灾荒之后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更是直接地指出:“晋省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所谓差徭者,非役民力也,乃敛民财也。”(注:张之洞:《裁减差徭片》,《张文襄公奏稿》卷三。)民间本来就鲜有积蓄,官府的差徭不仅驱使农民出力,而且向他们搜刮钱财,这就使本不富裕的农民更加贫困化。陕西也是“民力之竭,苦在差徭。役车载道,摊派频仍,官吏借此开销,书吏从而需索”(注:刘典:《陈复边防现在布置情形并筹垦荒折》,《刘果赦公奏稿》卷七,页九。)。光绪四年,华州虽因大灾蠲缓钱粮,但“差徭车马杂用摊派至万余串”。这年冬季,礼部尚书恩承和吏部侍郎童华出使四川,他们的家丁沿途需索杂费,至华阴时“闹至县署”(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在皇帝身边的尚书尚且如此,其他官员可想而知,灾区如此,它处更甚。近代北中国各省差徭繁多,诸如正差、兵差、流差等等,不一而足。兵差为清末创设,当时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收复新疆等,多向北中国派差,往往“粮银一两派差钱数倍不等”(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9页。)。流差包括藏差、借差、例差等。当时一些官员常借办公事之名,行办私事之实,称借差,奉使大臣“朝出国门,便作威福,需索供应,麾斥厨传”,“折夫折车,漫无限制”(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1页。)。藏差是指西藏喇嘛进京朝贡途经四川、甘肃、陕西、山西等省时所派的差银。一些喇嘛及随从人员“稍不遂意,非曰贡件被窃,则曰官物损坏,诈讹多端,官民深畏生事”(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0页。),不敢得罪。例差则指候补官员的眷口奴仆所供差使,这些人任查烧锅、查驿站、查小钱等差使的费用和补用,全由民间负担。由于官吏的贪渎,种类繁多的差银并不是如实报销,而多是“用一报三”,分管官员又“知而不问* ,彼此含糊”(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1页。)。除山西和陕西之外,“河南、直隶、山东等省,差费甚重。尚有税银一两,而差费派至制钱五六串者”,“查河南等省陋习,凡州县官之子弟亲友,无不擅用差车……甚至家丁之丁,幕友之友,俨然乘传往来,相习成风” (注:《皇朝经济文编》卷二十二,页二。)。各省对于地丁正赋,则任意亏空,平时预行捏灾清缓,捏官征为民欠,遇有恩诏,照例请免。难怪民间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这正是对晚清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的高度概括,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原因。
    近代农业技术极为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北方自然条件又远不如南方,农民原本是靠天吃饭,丰年尚不得温饱,稍遇大灾便会饿殍盈野,广大农民在沉重的差徭之下难以喘息,因而失去了起码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第二,滥种罂粟造成粮食减少,也是导致这次灾荒奇重的社会原因之一。中国本不种罂粟,鸦片战争以后英印鸦片大量输入,印度种植罂粟、制取鸦片的方法也传入我国。在进口鸦片(洋药)泛滥的同时,国内自种罂粟自制鸦片(土药)也日益增多。滥种罂粟,直接后果是导致鸦片泛滥,吸食者增多,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洋务派认为,滥种罂粟是“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曾国荃曾尖锐地指出种罂粟与粮食争地、争劳力的问题:“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种罂粟之户,将强壮劳力首先保证罂粟田的管理,“良田反荒芜而不治”,这样“地利既差,人力又减,……一遇天灾流行,遂至疲荼而不可救药”(注:曾国荃:《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曾忠襄公奏议》卷八,页二十三。)。灾后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晋民好种罂粟……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注:张之洞《禁种罂粟片》,《张文襄公奏稿》卷三,页二十三。)陕西自回民起义被镇压之后,渭南肥沃之区“亦遍地罂粟”(注:曾国荃:《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曾忠襄公奏议》卷八,页十六。),粮食供不应求,反从渭北采买。左宗棠也多次谈到滥种罂粟对粮食生产造成的严重影响。宁夏中卫盆地土地肥沃,产粮一向较多,平时可供陕西、甘肃等地食用。后因广种罂粟,粮食产量骤减,“丁戊奇荒”中陕西派人前往采买粮食,该地虽未受灾,亦无粮可供采买,因而左宗棠痛心地指出:“上年旱灾,秦次于晋,河西不能采运麦粟供泛舟之役,岂非荒百谷而广植妖卉之明证乎?每一言及,心为之腐。”(注:《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第737页。)可见,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滥种罂粟造成粮食短缺与“丁戊奇荒”联系了起来,说明它是造成这次特大灾荒的重要的社会原因之一。
    第三,战争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而且破坏了农业生产,也是导致这场灾荒的一个人为原因。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从19世纪50年代爆发到60年代后期被清政府残酷镇压,坚持斗争长达近20年。清政府在镇压各族人民大起义和各次对外战争中,从全国调兵谴将,糜饷劳师,这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多数即是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是近代战争的参加者,对战争造成的破坏有深切的了解,因而或多或少地谈到了战争导致贫困和贫困导致灾荒加重的问题。曾国藩在谈到湘军入皖镇压太平军时指出:“各州县支应兵差,款项无出,每立公局,按亩捐钱……征求无度,百姓苦之。”(注:曾国藩:《报销皖省抵征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一,页四十八。)北中国虽非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但各省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战乱影响。河南是太平军和捻军向西北和北方进军的必经之地,农民军过境和清军追剿多次经过,严重影响该省农业生产发展;陕西和山东一些地区则是农民起义军与清军的主战场,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可想而知。山西在北方各省中受战争影响最小,但晋南各县经北伐军西捻军和清军几次过境后,民间积蓄渐空。直隶也不是主战场,但与山西一样,受战乱影响也很严重,如良乡、滦州、井陉等州县,地处交通要道,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从东三省征兵、调兵络绎于路,军队“供用皆资民力,吏胥浮派,地甲中饱,加至数十倍不止。以致闾闫凋敝,乐岁鲜饱”(注:王大本等:光绪《滦州志》卷十四,页十四。)。曾国藩指出,直隶“因连年用兵,差徭甚重,大亡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掳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注:曾国藩:《略陈直隶应办事宜折》,《曾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页六十八。)。由于兵差繁重,“力田之骡马,户户充公;行路之轮蹄,条条绕道”(注:长馨:《良乡县杨子英县尊裁革车徭德政碑记》(光绪四年),民国《良乡县志》卷八,页四十七。)。陕甘两省“军兴以来,军饷军装,虽由粮台雇运,而一切杂差,仍不得不借资民力……查差徭之累,北省皆然”(注:谭钟麟:《裁革东西两路里车折》,《谭文勤公奏稿》卷十二,页二十一。)。将大牲畜和车辆充公以应差,就夺去了农民的半个家当,加之农民本身被拉夫应差,无力顾及田间劳作,而且还要供应军队的钱粮柴草,使他们在正常年景下赖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依托全部失去,广大农民随时都有被天灾人祸吞噬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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