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筹集赈粮。进入近代以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清政府为备荒赈灾所创设的仓储制度已名存实亡，各地常平仓、义仓、社仓亏空严重，康乾盛世中京仓粮食陈陈相因年年霉烂的报告不再出现，见之奏报的多为仓储“亏短”、“匮乏”、“竭蹶”之类。为了赈荒，各省不得不请求政府截拨漕粮。对于这场蔓延数省、长达三年的奇灾巨馑来说，清政府所指拨的漕粮是远远不够用的。因此，被灾各省除将部分残存的常平、义、社等仓粮谷全部用于赈灾外，主要的赈粮则是洋务派在无灾区采买得到的。山西巡抚曾国荃曾派候补道员赵怀芳到安徽六安、颖州、陈州、正阳关等地买粮，派晋南绅士李钧到河南南阳赊旗镇采买米麦豆粟，同时派人到锦州、甘肃、宁夏、归化等地采买杂粮。光绪三年九月，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道员朱其昂、唐廷枢等到苏常、镇江、上海等地采买粮食，以供晋豫之用。年底，李鸿章还托人在热河、锦州、牛庄等处预购粮食。陕甘总督左宗棠派人到湖南、湖北、四川、甘肃等地买粮，以供陕西灾区使用。
    “丁戊奇荒”期间，尽管灾荒几遍及全国，各省“民鲜盖藏”，但在全国范围内调拨采买粮食以供赈灾之用，比起从采购地往灾区转运粮食还是要容易得多。在当时的中国，由于近代化交通--铁路和公路尚未兴起，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首推轮船，这样就使各地区之间的交通贸易受到很大的限制。除了大河流域交通还相对方便外，其余陆路只有靠旧式车运、牲口驮或人挑背负。清政府从各省调拨的漕粮和各省在丰稔之区采买的粮食，要运到河南、直隶和山东还算方便，要运到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和陕西，则是相当困难的，以致“脚价数倍于米价”。如陕西省在运购外省粮米时，因“不通水道、劳苦万分”（注：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二十七，《荒政》一，页十八。）。赈陕粮从湖南湖北运到潼关后，大员“设法筹运，殚精竭虑，备历诸艰，昼夜焦思，鬓发为之一白”，亦无妥善之法（注：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二十七，《荒政》一，页十九。）。左宗棠在谈到西北交通不便时说：“度陇以来，备尝其苦，每念及此，犹为心悸。”（注：任光亮等：《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38页。）为了将大批赈粮运往灾区，洋务派采取各种方式总动员，人畜车船一起上，节节设局，节节挽运的办法。如从潼关将赈粮运至重灾区同州，有夫运、骡运、车运、牛运、小车运（注：小车指人推的木制独轮车。）等数种办法。当时的小路虽可行骡，但因新疆军务未竣，原有骡只多承运军火粮饷，山区牲口因荒年宰杀而难以找寻。车运则需雇车、牲口和脚夫，因荒年草料奇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人背。山西运粮之难数倍于各省，在赈灾中支发的一千余万两白银，绝大多数用于赈粮挽运（注：《荒政记》，光绪《山西通志》卷八十二。）。
    赈粮赈银的使用方法，除以一部分直接向灾民散发外，多数赈银用于采买转运赈粮。赈粮主要采用设局平粜，以工代赈，设厂放粥等办法向灾民散发。（一）设局平粜。张之洞认为，实行平粜有数利：其一，可使京外数省食广价平；其二，米纲充途，可使人心自定，盗萌自息；其三，转运总局设在天津，可直接雇用直隶农民，以役代赈，活人命，留牲畜，以备春耕（注：张之洞：《灾象可忧请储粮平粜折》，《张文襄公奏稿》卷一。）。平粜就是按市价酌量减值，粜买粮食，目的在于防止奸商囤积居奇，使手中稍有余资者可购得平价粮食，作用在于平抑市场粮价，“使市价不致腾贵”（注：李鸿章：《筹议京城晋省运粜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页十二。）。光绪三年十一月，李鸿章派直隶候补知府恽桂孙等在京城办理平粜。当时采用两种形式，一是由官员设局平粜，二是由粮户承买出粜。在京城设有四局两栈平价粜卖粮食。从光绪四年正月至八月共平粜大米3.9万石，小米杂粮4.8万石，收回粮价18万余两。实际上，当时的平粜“事属创始，头绪繁多”，由于没有经验，加之灾民手中并无余钱，故平粜至一升几合均行粜给，“几与散赈无异”（注：李鸿章：《京师平粜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四，页三十五。）。平粜也好，“散赈”也罢，赈粮能变成饥民的救命粮，这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来说都是“雪中送炭”。这次灾荒中，在山西太原、平阳、河南开封、怀庆均没有平粜局。（二）以工代赈。李鸿章认为，以工代赈可“使强壮灾民有糊口之资，地方河渠获善后之益”（注：李鸿章：《光绪二年赈抚实数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三，页五。），是一举两得之事。从光绪二年十月到三年正月底，直隶河间、天津等20余府州县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筑疏浚了河道，修复了城垣。后来，该省还推行井工代赈，即鼓励农民打深井以资浇灌，给打井户一定工费。这种方法在当时的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各省均使用过。当时，各受灾省都用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灾民挑河、修河，办了一些对公众有益的实事。（三）设立粥厂。粥厂主要是为赈济老弱饥民而设的。在京师，由于灾民过多，洋务官员请求将每年十月至次年二月的例设粥厂改为常年开设。当时在其它重灾区的省城和一些府县也设有粥厂并有扩大。直隶省在大名、元城、天津、迁安、滦州等地均设有粥厂，仅天津一地就设有粥厂13处，分别设在城隍庙、海会寺、南大寺、如意庵、乡祠、大悲庵、育黎堂、北大寺、玉皇阁、阎家大院、庆芳园、大佛寺、西沽营等地。
    综上所述，洋务派以其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不仅创办了近代军民用企业，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而且积极参与了他们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时期发生的各次重大事件，发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作用。对于有清二百余年罕见的以北中国为主的“丁戊奇荒”，洋务派不但积极主持参加了赈济，为后世留下了诸如发动社会力量义捐赈灾等许多有益的经验，而且对这次奇灾异荒发生的深层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探究。这些不仅在当时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而且对后世的防灾和发展农业都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