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人物刘铭传在其《郊行》诗中，记一老农叙述清军过境情景：“村内掳衣物，村外牵牛羊，人多不敢阻，势凶如虎狼。老妻受惊死，一子复斫伤，骨断不能起，至今犹在床。暮年寡生计，空室无斗粮。”（注：刘铭传：《郊行》，《大潜山房诗钞》，转引自《捻军》（六），第368页。）似此大兵几经过境，百姓几经洗劫，兵劫之后，妻离子散，室空如洗。数年战乱，农民何以为生？因而遇到“丁戊奇荒”这样的大灾巨馑，灾民只能束手待毙，逃死无所。
    第四，乱砍滥伐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与灾荒频发有着密切关系。当时，西方国家的一些科学家已经证实了广植树木有防止水土流失，改良土壤，清新空气，减少自然灾害等作用。洋务派通过对外国的了解，也开始大量介绍法、德等国植树富国的做法。陈炽介绍说，法国原来也是个穷国，后来福禄特耳创兴种树之议，国内广种树木，改善了生态环境，“田之瘠者忽腴，荒者忽熟，举国大富”。他还介绍说，德国人花之安著《治国要务》，“以种树为第一事”（注：陈炽：《种树富民说》，《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二。）。英国人在印度恒河两岸多植树木，使两岸形成宽1里长2000里的树堤，“树木根株盘结，水力不能溃之”（注：陈炽：《种树富民说》，《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二。），恒河从此成为造福人类的益河。陈炽还指出乱砍滥伐与自然灾害频仍的关系，他认为，西北各省进入近代以后，战乱频仍，树木山林破坏严重，以至“萌蘖无存”，“求一供把之木不可得”（注：陈炽《水利富国说》，《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一。），这样便导致“千里赤地，一望童山，旱潦为灾，风沙扑面，而其地则泉源枯竭，硗确难耕，其民则菜色流离，饥寒垂毙”（注：陈炽《渠树》，《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三。）。只有开渠植树才是防灾救灾的根本方法。洋务派主张植树防灾，建议各省于滨河两岸之山，广栽树木，认为植树不仅可以御河患，而且“荒沙瘠土皆可变为沃田，且无旱潦之虞”（注：阙名：《栽树以防水患论》，《洋务经济通考》卷十二。）。郑观应在谈到北方各省灾荒时认为，“比年北五省水旱偏灾无岁不有”，每次灾荒形成之后，赈款都多在数百余万，然而灾民“转徙于沟壑者尚不知几千万人”。他认为，造成灾害频发的原因是树木过度砍伐，“自粤捻构乱，燕齐晋豫诸省所有树木斩伐无余，水旱频仍，半由于此”（注：郑观应：《旱潦》，《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十四，户政十三。），因而要想长期从根本上抵御旱涝灾害，最好的办法是“开渠种树”。他建议，每省派一大员为水利农田使，专门到各州县恢复原有河渠，开挖新渠，于田侧隙地广植树木。还有人认为，在山西要想改变干旱频发，利用山多的特殊地理条件广植树木，是个很好的办法：“晋省多山，树木遍植山中，绝无害于耕事，果能绿树荫浓，满山苍翠，雨云喜至多树之所，自必五风十雨降而及时，不三十年应远天旱干之患矣。”（注：阙名：《论种植防荒》，《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四。）郑观应、陈炽等洋务派知识分子，通过对* 外国防灾抗灾的了解，认识到导致中国灾荒频仍的更深层的原因是乱砍滥伐。他们虽然还没有明确使用“生态环境”这个词，实际上已涉及到它的基本内容。他们从长远的观点出发，极力主张在渠旁、隙地、山坡广植树木，改变自然生态环境，以达风调雨顺和抵御自然灾害的目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它比一般洋务派官僚对“丁戊奇荒”社会原因的检讨要深刻得多。
    二
    “丁戊奇荒”期间，洋务派积极主持组织了赈灾。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洋务派所办军民用企业全面铺开，洋务活动涉及到广泛的层面，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需用大量款项，加上当时中国边疆普遍出现严重危机，海防塞防均需加强，所以清政府本来就很拮据的财政，到这一时期更是捉襟见肘。主持赈灾活动的洋务派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赈银赈粮，积极救济灾民，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首先，筹集赈银。光绪三四年的灾荒遍及各省，除了北五省持续亢旱以外，苏北、皖北、川北、甘肃及奉天部分州县也持续干旱，江西、福建则大水成灾，同时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台湾等省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洪涝灾害。以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根本无力赈济“丁戊奇荒”这样持续几年、遍及各省的大灾荒。赈灾中需要大量赈银购买转运粮食，这部分赈银除少量由清政府下令各省协拨以外，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员还动用了自己手中掌握的一些经费，如天津练饷生息银，津海关海防经费银等部分银两。其余大量的赈银主要采取捐输之法进行筹集。洋务派等筹集的赈灾捐银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捐官所得。早在乾隆年间，出于赈灾需要，在边远如甘肃等省区即有“捐监”的做法，即允许富户捐粮以备荒，政府给予捐者以监生资格。但因一些地方官员乘机滥收，贪污中饱，此法便也时行时止，不过当时都是给予监生资格而已。道光年间，也曾奏定过捐输章程，捐者也仅止封衔而已。同治中期的闽捐和光绪二年的津捐，对所捐官衔仍有限制。在光绪“丁戊奇荒”中，为了赈济数千万嗷嗷待哺的饥民，清政府只好允许重开捐纳，而且由捐资格发展为捐实官，从知县、知州到知府、道员，均可用捐输银钱的方式买到。光绪三年七月，在曾国荃的奏请下，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二千张，他除了在山西就地开捐外，还派人到商贾富足之区如天津、上海、汉口、宁波各处及皖、湘、闽、粤、桂、川、浙、赣各省设捐输局，按捐输数量的多少，分别给捐者不同的官衔和官职。后来，河南帮办赈务大臣袁保恒等又奏请户部发给空白执照，捐官可至道、府、州、县四项实官，该省在苏、浙、皖、赣、粤等省有捐局。“丁戊奇荒”中，北方灾区用此法集捐赈银多达四五百万两以上，其中山西捐得赈银三百余万两（注：李鸿章：《晋赈捐运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五，页一。）。这种卖官鬻爵的做法，致使人心侥幸，名器之滥，无异于饮鸩止渴，正如李鸿章所说：“鬻爵数万，不过活人数千，言之痛心。”（注：李鸿章：《南绅会办工抚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五，页四十九。）
    另一类是绅商义捐。南方各省绅士富商“素多急公赴义”，他们得知北方遭受特大灾荒之后，苦口苦心，多方劝集，“贫士捐膏火，妇女脱簪珥，百工减佣资”，很快集成巨款，并派代表亲自携带义捐赈银到灾区，发放到灾民手中。光绪三四年，江苏廪生严作霖等人就曾到直隶、河南、山西各省发放赈银。五年，又携带赈晋余银五万多两赴直隶任邱等地办理工赈，兴修被洪水冲毁的河道。这些绅员“遍历灾村，抚问疾苦，处处认真”（注：李鸿章：《南绅会办工抚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五，页四十九。），在赈济灾民中起了很大作用。浙江绅士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在这次灾荒中，为陕西捐银5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5万两，为山东捐银2万两，制钱3100串，另有新棉衣3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588页。）。在整个灾荒过程中，洋务派官员多带头捐献，如吴大澂、黎召棠、朱其昂、唐廷枢、徐润等人，捐银从几百两到上万两，这种方法不仅效果好，而且为后世发动社会力量捐资济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三类是华侨捐款。在洋务派的活动下，新加坡、小吕宋、暹罗、越南各埠华侨多向北方灾区捐款。李鸿章奏请派候选知府柯振捷、候选同知高廷楷等人到以上各地潮州籍华侨中劝捐，捐额高达“百数十万之多”（注：李鸿章：《南洋劝捐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四，页三十七。），在各省开捐之前首先解济数十万，李鸿章称“收缴转运均极迅速”，“实为赈案中未有之盛举”（注：李鸿章：《南洋劝捐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四，页三十七。）。
    上述所捐赈银，除捐官之外，多为义捐。特别是绅商在民间的集捐，使南方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人民群众开始关心北方灾民的不幸遭遇。应该说，这是洋务派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促使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在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方面发生新变化的又一表现。这种为“丁戊奇荒”慷慨解囊，捐献巨款的做法，“为百数十年来海内未有之事”（注：李鸿章：《林维源母请匾额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一，页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