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苦练，张謇的书法功力，虽不及何绍基，却远胜龚自珍，也超过沈葆桢与倭仁，自有一种独特的挺秀之美。
    张謇挺秀的书品，带有颜体笔意。他曾习临颜真卿的楷书《告身帖》。此帖真迹流入日本，国内仅有印本行世，书法端朴，苍秀，被明代书论家詹景凤誉为“了不经意，而规矩自成方圆，亦是千秋独步”。曾习临颜真卿笔势伟劲的楷书《臧怀恪碑》。曾重点习临颜真卿的楷书《郭家庙碑》，此碑书势朗畅，张謇颇喜欢，一度以临此碑定为晨课。颜真卿的楷书《麻姑仙坛记》、行书《争坐位帖》，也为张謇重点习临之作。张謇评价颜真卿的书法有诗云：“唐时论巨笔，鲁国最工书”。
    张謇挺秀的书品，也时显褚遂良、欧阳询、欧阳通等余韵。他曾习临褚遂良的楷书《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行书《枯树赋》、欧阳询楷书《九成宫醴泉铭》。何绍基曾强调，欲学欧阳询必当先从其子欧阳通所书楷书《道因碑》问津，说若初学执笔，便模仿《化度》、《醴泉》等，“譬之不挂帆而涉海耳”，张謇至1887年感觉到了这一点，该年日记中有：“临《道因碑》。日课惟此能行也，日定五十字不闲”，直至1915年仍在习临此碑。
    张謇挺秀的书品，更得力于晋楷、汉隶。一般说来，学楷须由唐而晋，尤须明隶法，否则易生楷气，张謇深明此义。他曾习临传为王羲之所书小楷法帖的《曹娥碑》、王献之所书小楷法帖《洛神赋十三行》。笔势开张、点画飞动、多有篆隶遗意的摩崖楷书石刻《瘗鹤铭》、恣肆奇崛的东汉隶书碑刻《礼器碑》，张謇皆化过一番功夫习临。
    张謇习草，始于晚年，其1926年正月初二日记中始出现临写孙过庭草书《书谱》的记录。是年阴历6月17 日日记中又有临写怀素四十二章经草书的记载。
    张謇行草，多学文徵明、包世臣，曾悉心临写文徵明行草书二年有余，得其“遒逸婉秀”韵味，推崇包世臣的诗句有“安吴晚出独精绝”、“雄强洞达始平实”，其挺秀的书品又蕴涵着一种雄强洞达与平实浑然统一的美。
    三
    张謇晚年回首往事时曾说其一生“无一日不在忧患之中，无一日可高谈大睨也”。在其漫长的人生苦旅中，他曾显露雄强一路风格。
    1882年，他随庆军统领吴长庆率军入朝，参与处理朝鲜兵变，果决刚猛，而崭露头角。
    1894年，他击败科举考场所有对手，夺魁天下。平心而论，张謇中状元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为其自身书法、学识、才气、人品过硬，外因则为时任读卷官的翁同龢力荐与收卷官--1880年状元黄思永的补笔相助。翁同龢对张謇的试卷评价是“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向光绪帝推荐的理由则为“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当然他也力排其他读卷官诸如麟书、张之万等众议。
    甲午战争中，张謇折参李鸿章，语语峭直，并声泪交下地发表“危言耸论”称“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求活之法，惟有实业、教育”，遂顽强地投身其中，此后陆续创办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海门大生第三纱厂、大聪电话公司、天生港通隧火柴公司、电气工厂、苏达工厂、淮海实业银行、惠通公栈、3家贫民工场、 并准备同比利时合办航业公司和贸易公司，自1902年起创办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学院、盲哑学校、伶工学校、南通图书馆、博物苑等文教事业，对南京高等师范、吴淞中国公学、上海复旦大学之创立，也多有赞助。大生纱厂从1899年正式投产至1913年，已盈利406万元左右，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生资本集团总资本，在清末民初，已达4000万元左右，张謇因此先后担任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总理、中国银行股权联合会会长、交通银行总理、商办轮船招商局股权会会长、江苏谘议局局长、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熊希令内阁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职。
    张謇在人生苦旅中，“常怀无穷思”，力求思虑洞达，以提高自己通达、透彻的观世能力。
    戊戌维新期间，他认为康梁支持光绪与慈禧为敌为“轻举”，且行动操之过急，“至是张甚”，其结果“必不成”，是有一定见地的。
    1903年，他东游日本后，更坚定了实业、教育兴国的思想，有日本“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等语，又称中国与日本“立政之宗旨不同耳”、“一行专制，一行宪法”，要求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进步性也显而易见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寄希望袁世凯主持共和，袁世凯取代清王朝统治也有一定的必然性。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他则毫不犹豫地与其一刀两断。
    晚年的张謇，相当重视其独子张孝若的成长，多次向他强调人格的重要性，说“若人格无亏，则事即艰厄，不至失败，即失败而非堕落，反是则事败而人随之矣，儿须时时加检”，又要其子“稳静第一”，与人谈“不可有盈满之色，高兴之态，夸大的语”，非确信之事“不可遽发十成之议论”，应酬“勿杂”，广众说话“勿多”、“勿轻听人上条陈、出主意、说政治”等等，总之要其子“千万慎言慎动”，因为世上不太平，“动受四面牵”，曾发出“太平在何处？今年待明年”的感叹。至于如何治学，张謇要其子学点哲学，说“哲学乃各学之空气灵光，尤不可不知”，又要其子学好做诗，说“做人要苦，做诗也要苦，苦即乐也。未有不审慎而成人，不勤博而能成诗者也”，当其子勤苦学习一度“妨身”时，他又赶紧去信写道：“儿勤学，父所喜慰，但勿过锐，以致妨身，能于辛苦中得有乐趣，则天机自活”，并强调“学问要勤苦，也要从容，其法在渐进而有恒，到得有味时，便能以甘偿苦”，如此说教，洞澈有清识。
    张謇在人生苦旅中，处事的基本风格，可用“平实”加以概括。治家他强调勤俭，说“天下美德，以勤俭为基，凡致力学问，致力品行，皆勤之事也，省钱去侈，慎事养誉，知足惜福，皆俭之事也”。1909年正月其致函吴夫人说“帐房开来家用，云须四千五百元，福食一项，即须二千，大为不合。余为按人核计、至多不过一千二百元。又他项尚有可省者数百元，大约每年用度以三千二百元为限，亦已不小。另有讯复帐房，望卿在家加意管理，加意节省，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不为薄”。1912年阴历9月其又致函吴夫人说“能安居有饭吃有衣穿者， 便是幸福。余家须一切谨慎、勤俭”。治县，他强调稳健，如章开沅先生所说“不大轰大嗡，不追求浮名，他办教育、就不象清朝政府那样先从大学办起，他是先从师范办起，从小学办起，然后从小学到中学，到专科学校，然后到大学，这样就符合循序渐进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