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是英国工党重要的理论家和活动家，其学识渊博，兴趣广泛，著述庞杂，是多元主义的阐释者、费边主义的发展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他一生竭力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试图寻找一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融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合作的道路。他与罗素、林赛一起并称为当代英国三大思想家，还和柯尔、托尼共同被视为20世纪上半叶英国三大“红色教授”①。连反对他的英国历史学家、保守主义者比洛夫（Max Beloff）也说，1920年到1950年属于“拉斯基时代”②。
    拉斯基曾是欧美政界、学界的风云人物，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知识界和精英人物的范畴”③。他与民国思想界有着密切的学缘关系。一方面，拉斯基有一批中国学生。在美国任教期间，听他讲课的有张奚若、蒋廷黻、金岳霖、曾炳钧、雷沛鸿、林毕等。192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教于他的包括罗隆基、王造时、杭立武、钱昌照、卢锡荣、徐志摩、陈源等。另一方面，拉斯基有一批中国信徒。他的学说为资本主义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目标导引，不仅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得到了积极回应，在不发达国家也有热情的支持者④。通过自己的学生和信徒，拉斯基的学说在民国时期广为流传。从未来华的拉斯基对民国思想界的实际影响甚至超过了杜威和罗素。
    一、多元主义时期的拉斯基与民国思想界
    20世纪初，主权多元论是西方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有中国留学生对此产生兴趣并以此为学位论文题目。1926年，萧公权写成了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当代政治理论研究》⑤。该著作较早从学理上系统批评拉斯基的学说，于1927年在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并引起轰动，甚至促使拉斯基开始反思和修正多元论的观点⑥。拉斯基撰写书评称赞此书“才力与魅力兼具”，是过去五年出版的政治学著作中的罕见佳作，并且阐明自己在“公意”问题上与萧氏的不同看法⑦。
    萧公权没有直接回应拉斯基，回国后却仍然关注拉氏学说。他进一步剖析了拉氏理论自相矛盾之处，指出其缺陷在于国家与社团、个人的权力不平衡，并非真正的多元；主张威权复性却没能设计复性机构来执行威权⑧。他还看到了拉斯基认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却不承认革命必然性的矛盾⑨。不过，萧公权也流露出与拉斯基的某种相通之处。他说：“吾人于赖氏学说虽有所论评，而实同情于其基本之态度。”⑩
    关于拉斯基多元主义的介绍在我国早已出现（11）。1930年前后，拉斯基、麦基弗等多元论者的学说不断被引进，对当时思想界形成较大冲击（12）。1930年，《政治典范》中译本出版（13）。通过译介此书，张君劢深受拉斯基多元政治观、个人权利观、社会改革论、新财产制度论等观点的影响。他在长达1.5万字的译序中推崇道：“我所以独好赖氏者，槐氏等专为政治上一种主义鼓吹，而赖氏于政治学有全系统之说明，故继承陆克、边沁、穆勒之正统者，殆赖氏矣乎”。不同于拉斯基的“国家、社团和个人”三元论，张君劢认为当时中国既缺乏健全的职业团体，又面临举国一致的救亡需求，因而主张以“社会”代替“社团”。
    此外，陈序经深受拉斯基否认国家主权、主张社会联治观点的影响，其博士论文《现代主权论》（14）用了不少篇幅论述拉氏的主权学说。他评价道：“拉斯基的名字与主权多元主义理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说他是这个运动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也许并不为过。”（15）张奚若写过《主权论沿革》，表示赞同多元主义。他还说：“拉斯基之多元的国家，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均无不可视为变相的自然法论也。自然法有二千余年之光荣历史，其消灭本不易，其应用或亦无穷乎。”（16）杭立武归国后大力宣传拉斯基的政治学理论，并在《政治典范要义》中回应了萧公权对拉斯基的批评（17）。卢锡荣的《拉斯基政治思想》论述了拉氏思想的历史背景，并阐释了拉氏主权观（18）。
    二、费边主义时期的拉斯基与民国思想界
    1920年代中期，拉斯基逐渐放弃多元主义，而更加强调国家干预的职能。1927年，拉斯基系统分析共产主义学说的《共产主义》出版。恰逢英美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对峙的背景，该书在西方流传较广。是年正值中国大革命失败，反苏反共的舆论充斥国内，却偏激有余、理性不足。张奚若读罢此书之后很快发表书评，认为它是一部罕见的以公正学术立场对共产主义进行学理评述的著作。他还敏锐地发现拉斯基反对共产主义革命而寄希望于资本主义改良的立场（19）。
    这一时期，民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从伦理道德逐步转向社会政治。创办报刊制造舆论来影响时局成为他们的流行做法。“新月派”、“平社”在当时较有影响。
    1928年3月，胡适、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创办《新月》月刊。该刊起初侧重于文艺创作，从第2卷第2期起转向于批判社会政治。潘光旦、储安平、闻一多等人也是“新月派”成员。他们大量借鉴拉斯基和费边社的话语来开展讨论，并在《新月》刊发拉斯基著作，介绍费边主义理论（20）。
    1929年，《新月》发表黄肇年译《共产主义》第一章引论。徐志摩在按语中写道：“他取的是完全学者的态度，从历史及学理方面作研究，绝无一般专作宣传反共产者的粗犷与叫嚣的不愉快。本书早经评定为剖析共产学说最精深亦最可诵的一部书。”（21）1930年，该书中译本由新月书店发行（22）。
    平社脱胎于新月社，起源于后者部分成员不满政治现状而希望创办发表“偶尔想说的‘平’话”的出版物。1929年4月21日，平社在胡适上海家中举行首次聚会。该团体聚集了罗隆基、张君劢、梁实秋、王造时、徐志摩、叶公超、丁西林、吴泽霖、潘光旦等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它效仿费边社的议政方式，安排各人专攻某个问题，然后撰文并提请讨论。另一方面，它有计划地译介拉斯基的论著，探讨费边主义的理论，寻求改造中国的自由主义方案。“对费边社、拉斯基如此浓厚的兴趣，正突出表现了平社自身与此相类似的思想与政治性格。”（23）
    1929年到1931年，平社成员以《新月》为阵地，发起了抨击“训政”和“党治”，呼吁“人权”和“法治”的“人权运动”。罗隆基的《论人权》是这次运动的理论奠基之作。为了阐述国家与人权的关系，罗隆基多次援引拉斯基的论点，如“人权不是法律的产物，是先法律而存在的东西。是法律最后的目的。国家的优劣程度，就以他保障人权成功失败的程度为标准。”（24）
    1930年代，围绕《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再生》而形成的费边主义团体也在评介拉斯基的思想。拉斯基被引入政治话语，构成这一时期自由知识分子言说社会主义的主要象征（25）。
    三、“准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拉斯基与民国思想界
    被许多中国学生求教之时的拉斯基，正处于多元主义或费边主义时期。这些人学成归国之初，主要传播他的早期思想。然而，1930年代初，拉斯基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法西斯上台等形势变化的触动，开始怀疑费边主义而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这一转变也引起了民国思想界的关注。1930年回国的王造时在译完《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和《国家的理论与实际》（26）之后，说道：“这两本书可代表拉斯基政治思想的转变，并且是1930年来，世界各国政治急剧变动的反映”（27）。他感慨拉氏思想“这几年来有急剧的变化。回想1929-1930年我在伦敦听他讲课，与他一块讨论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是不出进步的自由主义的范围。现在我译完这书之后，我很警异他的思想前进的深远”（28）。吴恩裕也认为，拉斯基“自《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以后，几乎没有一本书不具有浓厚而带批判性的马克思派理论的色调”（29）。
    一些学人难以接受激进的拉斯基。张奚若认为拉斯基对马克思和唯物主义的态度并不明智，“一个人尽可相信共产主义，不必定要相信马克斯主义；尽可接受马克斯主义的革命部分，不必定要接受它的唯物史观部分；尽可承认唯物史观的相当部分，不必定要承认它的全部分，更不必拿它的全部分去解释人类的全历史”（30）。张君劢也觉察到“拉氏思想近来有明显变化”（31），但未作详细评论。后来，他经常大段援引麦克唐纳、威尔斯等英国工党人物，却极少提及拉斯基。根据《张君劢日记手稿》（未刊），他对拉氏赞赏苏联“经济民主”的做法持保留立场，并在拜访麦基弗时，邀请麦氏撰文与拉氏辩论（32）。
    1940年代，仍有中国学人无法理解拉斯基转向马克思主义，声称“拉斯基的思想，是不对自己负责的！”（33）拉斯基写于1943年的重要著作《论当代革命》之所以没能被及时译介到中国，也许与此不无关系。
    四、民主社会主义时期的拉斯基与民国思想界
    1930年代起，随着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基本完成，一批知识分子不甘于思想争鸣，逐渐从舆论议政向组党参政转变，尝试以群体方式来推进自由主义运动。1932年4月，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组建了国家社会党，还直接把拉斯基的学说搬用于党纲。作为1940年代较有代表的中间党派，中国民主社会党与中国民主同盟参与政治活动标志着民国自由主义者正式介入现实政治。
    拉斯基作为这些人的精神导师，在《论当代革命》（34）中以“同意的革命”和“计划化民主国家”取代了之前的“渐进主义”和“多元国家”，正式发展到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阶段。随着拉氏门生和信徒进入仕途，他的影响也渗透到国民党政府。例如，钱昌照向蒋介石倡议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并主持该组织的日常运作。他招募了一批赞同计划经济的留英学生，尤其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友。受拉斯基的影响，这批技术官僚倾向于苏联经济模式，接受了统制经济。资源委员会逐步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成为当时最大的“国家资本企业经营管理机构”。又比如，国民党研究合作问题的专门机构中国合作学社根据拉斯基的“发展生产合作企业”思想提出了抗战胜利后实施“民主化、企业化、社会化”的合作制度革新。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甚至认为，假如蒋介石政府希望战后中国既利用资本主义又不至于完全受美国控制，从而实现美苏在亚洲的势力平衡，“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在伦敦师从哈罗德·拉斯基的人便能胜任”（35）。
    1945年英国工党大选获胜上台执政，引起了民国思想界的关注。同年，抗战胜利。国际民主潮流的蓬勃发展、美苏英等国外势力的相互博弈以及国共谈判、政协会议的相继召开，使中国出现了和平建国的历史机遇。处于两党对峙之间的自由主义者经过反思资本主义危机和苏联模式弊病，审视外国资本环伺、寡头资本垄断、民族资本衰微的国情，希望以既不同于美国又相异于前苏联的“第三条道路”作为战后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施复亮曾概括道：“我们所说的‘中间路线’，简单地说，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36）。
    这些“知识阶级和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认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于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的原则和民主的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37）。他们的流行口号有“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还有“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等。这些表述没有本质区别，用那时的通俗话语来形容就是“一张票和一碗饭”。罗隆基起草的民盟政治纲领提出要效仿英国工党的“中间道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以取得“参加领导世界和平与民主的资格”（38）。这份深受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学说影响的方案在1946年初的政协会议上被国共双方接受，成为政协五项决议的蓝本。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造成了自由主义思潮的重大挫折和阵营的迅速分化。但是，《观察》、《大公报》、《世纪评论》等自由主义报刊仍在不断译介拉斯基的新作。1948年初，自由主义在中国出现了一次悲壮的回光返照（39）。萧乾为《大公报》撰写的社评发出了民国思想界的心声：“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40）。这篇蕴含拉斯基色彩的社评代表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政治理念，得到了《观察》等报刊的响应，掀起了关于“自由主义”的热烈讨论。这场民国自由主义者政治努力失败后的思想争鸣，反映了他们既担忧共产党政策过激又厌烦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复杂心态。随着国内战局逐步明朗，自由主义的舆论浪潮走向了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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