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袁世凯告密在初五日晚上，但赶不上成为初六日政变的导火线
    袁世凯于初五日回到天津后当晚，向荣禄告密，是无须论证的。其日记所说到次早才“以详细情形备述”，（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页。）可谓欲盖弥彰。 告密的核心内容自然是谭嗣同说袁围园劫后杀荣禄。初六日晨逮捕康有为的上谕为：“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这是载诸实录的“谕军机大臣等”上谕。这个上谕，恰符杨崇伊密折为康有为罗织的罪名，而又恰没有“围园劫后”这个属于谋逆作乱这一最为严重的罪名。这可谓初六日政变是据杨密折而非袁告密最直接，而又最有力的铁证。
    论者怀疑初六日上谕的可靠性与真实性，认为八月初六日“清廷颁布捉拿康党的上谕其实只是马后炮”，“上谕公布的日期甚至内容都服从于实际需要，而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目的正是避免打草惊蛇”。“不提谭嗣同，自然不等于当时清廷不想捉拿谭嗣同，不等于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立论的唯一根据是初六、初九日上谕不提，十四日上谕才提捉拿梁启超。（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不提捉拿梁启超，另当别论。但上述几个上谕则是勿庸置疑的。这里先说初六日上谕。初九、十四日上谕容后文再说。初六日上谕是拿康有为，而非“康党”。公私记载亦都是说缇骑抄南海会馆是拿康有为。此类记载甚多。梁启超、张荫桓两个直接当事人所说即可为证。（注：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一）第488页。）此外， 初九日出版的《国闻报》所载记者在天津的目击谓：“初六日薄暮”，京师“来官役数十名，至天津密拿……康有为”，“四处大索”。初七日下午三点半钟，天津当地官员“至塘沽密拿康有为”。（注：《戊戌变法》（三）第406～407页。）京、津的拿康行动，均与上谕吻合。
    围园劫后是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的“大逆”行动，而且直接牵连光绪帝本人。如果西太后在初六日早晨以前已经知晓其事，正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谋逆”的罪名，一网打尽，明正典刑，根本不存在，也不必要避忌什么“打草惊蛇”。这个时候，谭嗣同等就是蛇，而不是草。
    初六日捕拿康有为，是先颁了上谕，然后才有步军统领崇礼奉旨派出缇骑搜捕。而且据梁启超亲历所记，是捕康上谕在先，训政上谕在后。（注：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上谕是行动的指令， 而不是马后炮，而且似乎没有隐秘什么的必要。
    袁世凯于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的消息，并未赶上初六日早晨颁布捕康及训政上谕之前传递到西太后处，所以，政变仅只是按初四日以来的部署进行的。关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时间，我取袁的《戊戌日记》所记，夜里二更左右之说，这应是符合实际的。且与时人记载也颇相吻合。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说：“袁到津已晚，即进督署，夜半方出，次日亦未回防”。（注：《戊戌变法》（一）第342页。 ）袁自己谓“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告退晚餐，约以明早再谈”。（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页。 ）这正是至此时才得以详细告密的饰词。论者谓告密当在下午四点钟，时间显然太早了，具体情形如下。
    京来火车下午三点钟到津，袁向荣禄表白、告密的急近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但外界并不知情，他必须不显山不露水地应酬一切。袁以超擢兵侍返津，天津的文武各级官员早已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国闻报》载所谓“同城文武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注：《戊戌变法》（三）第441页。） 袁要端起官场仪态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员们行礼如仪，请皇上、太后圣安，然后入茶座同文武官员周旋、寒喧，报告陛见盛况，宣讲皇上圣德，然后告别，赴直督署。经查，天津火车站至直督署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轿，大约近半个小时路程。总算起来，袁从下火车至到达直督署，确需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地区此时日落时刻为下午六点零八分。（注：《太阳出没时刻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编：《1821-2020年二百年历表》，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5页。）袁谓“诣院谒荣相”时，“日已落”，当符实际。 论者断定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见到荣禄并告密完毕，是不可能的。
    袁见到荣禄后，也不至于立即失态的跪地告密。在他告密之时，必须站定两个立足点：第一，他首先要把自己从这件滔天大罪中洗出来。第二，他不能让荣禄误以为他是告皇上，因为这也是另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这就决定了他必须是详详细细报告来龙去脉。袁在日记中指名道出叶祖珪和达佑文两人在场，就算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也说明他向荣禄的告密决非三言两语说完的。而且只能是在无任何人在座的情况下说完要害。袁日记谓在二鼓后始得间，也近乎真实。
    这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荣禄要立即报告西太后，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否一定要在当晚（即使略早于二更的某个时刻）便匆匆忙忙赶着报告呢？以当时的事态来说，未必。
    首先，此举牵涉到皇帝，不论多么燃眉之急，都要深思熟虑，谋定后动。起码报告的文字与情节就颇费思量。既要讲清“谋逆”之举，又要不能稍有牵连光绪帝，因为这是牵涉宗庙社稷的绝大事情。决不会如论者所说“火烧眉毛”，就不“先筹商善后”，而慌忙地“向慈禧紧急报告”。（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这是稍有常识的政客们所不为的。 袁世凯《戊戌日记》说，他与荣禄“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当非虚言。
    就事态而论，袁已输诚效忠，维新党人的密谋就成了一厢情愿的白日梦。荣禄有惊无险，胜券在握，而非所谓“火烧眉毛”之急。震惊之余，才需要谋划慎重告变之事，也不必要慌不暇择地“向慈禧紧急报告”。
    其次，就当时的交通和通讯以及制度等客观条件而论，告密的消息，也碍难在当晚转递到西太后那里。告变的途径有火车说和电报说两种。
    火车报京说。第一件事是备折。荣接受袁的告密，决定报告慈禧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备折上陈。据说无论荣、袁，均无此文字功力，自需喊来亲信幕僚拟稿。稿成交荣审定，然后再恭楷按格式誊正。这一系列过程，到夜半能完成，速度已经是超常的了。
    报告送给何人？当然是直报西太后最妥当。但是，诚如史家邓之诚所指出：“太后前唯亲王可以递牌请起。近人记荣禄诣颐和园告变，盖不知故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也就是说，按清朝的制度规定， 荣禄及其亲信都没有叩宫的资格与可能。只能送到庆王奕劻处，才能转递。
    当时京津火车刚通一年，正常时刻，首车六时末车下午三时，行程三个半小时，并无夜车行驶，铁路系统自然不必有健全的夜间值班制度。即使经过交涉，可以夜间开出专列，火车调度、蒸汽机车的升火加煤、沿途各车站通讯联络等均需要时间安排，而不是一呼而行的事。北京的火车站在马家堡（马家铺），约当今永定门火车站。城门深夜关闭，须交涉叫城。进城后再奔到后海附近的庆王府，与门人交涉，通知庆王身边的人叫起庆王，向他说明告变的内容与必须连夜叩宫，再由他领着赴宫，与宫门交涉，通知慈身边的人叫起慈禧。这一系列的过程须时自可推算。如此转折，一夜之间，告变消息不能抵达西太后处。荣禄自然清楚，即使连夜告变，他也不会出此下策。
    电报报京说。拙文曾说过此途无密可保。经过细致考察，我的说法确失之片面，电报传递确存在着密送西太后的可能渠道。不过，时间同样不允许。
    至迟到了1898年初，清政府在总署、兵部都专设了电报房。（注：参见《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廿四年三月廿五日条，1915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又《张荫桓日记》光绪廿四年三月十日、十四日条，《广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但不论直督署或京里总署、 兵部报房的电报，均须通过津局、京局线路传出，则又是当然之事。或许他们均已改变了两三年前晚上10时以后尚不设夜班的制度。这些都为地方督抚电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过此类方便能够提供给荣禄告变的条件仍是有限的。颐和园、大内及军机处并无电报收发机构。电报同奏折一样，西太后处不能直接收到。通过正式奏事渠道，要由军机处或总署的章京们来翻译密码。荣禄的告变当不走这条险路。而且，即使电报到达军机处或总署，也不可能在早朝之前把消息递到西太后手上。唯一的途径是电奕劻转奏。蔡金台致李盛铎信亦谓“袁乃密白略园，电庆邸达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2页。）
    但是，当晚客观上能够为荣禄提供向奕劻告变的时间也是十分短暂的。其时正在政变紧要关头，奕劻一定是会赴早朝的。一般情况下，是在寅时即到朝堂候“叫起”。袁世凯夜半告密完毕，距奕劻丑刻后半时离府，只有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期间荣禄的幕僚要先拟告变电文，荣禄审定后，再把电文译为密码，然后交电报房拍发出去。督署的报房要接通津局、京局、兵部或总署的报房（荣禄可能利用兵部报房，因为他刚从兵部尚书去任）。兵部官报房收到电报后，要派员送达庆王府。王府机要人员还要再把密电码回译为电文，方才能呈交奕劻阅看。在如此短时间内，尤其正在子夜，告变电报完成这么多环节，同样是十分困难的。奕劻在上朝前收不到告变电，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倒腾初五日一夜的这些细节，目的其一，是在于说明，无论火车说、电报说，当晚都是碍难把告变消息转递到西太后的。其二，尤其在于揭示，即使按论者所说，能够在初六日早朝前递到消息，但却几乎没有给西太后留下任何同近支王公、亲信枢臣商议、谋划，乃至一通信息的时间。仅据荣禄的一纸告变文字，就一人独断在初六日的早朝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帝，捉拿维新党人。如此军国大政，儿戏不如，既是西太后所不为，也是封建政制所不许，从而反证了此事是不存在的。
    袁世凯《戊戌日记》说，初六日由京赶来津通报政变消息的是杨崇伊，此事亦可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政变确实是数日来，西太后在接受杨崇伊密折后，同奕劻、荣禄等密谋而逐步实现的，而不是初五日深夜接到荣禄告变后，于瞬息之间，决定在初六日早晨迅速实行的。杨初六日来津，可以从初九日出版的《国闻报》关于他初七日乘专车返京的报道证实。（注：《戊戌变法》（三）第412页。）
    杨专车返京，给了人们一个重要提示，也许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确如袁所说，初五日当晚（或次日）告密完毕，但如何向北京告变，荣袁二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正在商拟折、电期间，杨崇伊由京到津。于是初七日由杨携带告变密折返京。初八日，西太后等密议。初九日颁上谕逮谭嗣同等七人。如此，似亦顺理成章。
    袁世凯告密，荣禄告变，还有初四日说。萧一山确信此说最为历史真实。（注：参见萧一山：《戊戌政变的真相》，载台湾《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2辑第5册。）其实，此说最缺乏根据。第一，到初六日政变，初四、初五日有两天两夜时间落实告密内容，因而初六日拿康上谕，就不会不提“谋逆”大罪而仅谓其“莠言乱政”而已。第二，初四日，袁不能离京出走。谭说袁是打着光绪帝的旗号，次日是预定的请训日期，他必须观望与体味光绪帝的态度与意思，才能把握全局，做出判断。袁不敢出走。袁是奉召来京陛见的，他岂得擅自离京，设皇帝偶有传召，他何以应付。他是超擢侍郎，是政治新星，往来京津道上，人稠广众之中，不怕被认出来吗？袁也不必出走。现在，关键在他袁某站在谁人一边，尽管袁还不清楚光绪帝的态度，但已确知维新党人的底蕴，大可不必半途张皇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总之，初四日告密说，故作神秘，有意制造紧张气氛。小说家言，不足为据。
    还有一种说法是，初五日袁世凯在请训之后出宫门时碰到荣禄，随即告密。这更是毫无根据的编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