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袁世凯告密的作用
    拙文曾经指出，袁世凯告密的作用是证明了维新党人有“围园劫后”之谋，从而坐实了他们“大逆不道”的“谋逆”地位，于是政变揭去了带有某种“政争”意义的面纱，转而成为屠杀镇压改革派人士的政治人士的政治大狱。谨再做一些补充。
    初六日这一天，袁告密的内容，不论繁简都应该传递到京了。初七日，杨崇伊由津返京，应带回去更为详尽的内容，西太后处应该详知维新党人密谋确情了。但仍在三天之后，直到初九日才发出上谕捉拿军机四卿以及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等七人。这说明西太后得悉维新党人“谋逆”的报告后，态度的冷静与处置的稳慎，并未草率地立即举起屠刀。
    西太后深知，重新训政，朝野并不十分心服。所以一开始拿康有为“莠言乱政”作为取消新政和重新训政的由头，打击范围，只限于康党，所定罪名也在可轻重之间，并未决意兴大狱扩大打击面。正是如此，像重要的维新党人林旭，虽然心慌，但直到初八日晚，也还自认不是康党，不会受到株连。（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 第682页。 ）这样也较符合一般不满意维新党人用事的枢要重臣和京官们的心态，例如李鸿章，就一直把维新党人看作如唐朝永贞年间二王一帮读书人的捣乱，甚至视他们为少不更事的孩子。（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第232～329页。）京卿王彦威亦视之为少年幸进。（注：参见《杨参政公事略》，《戊戌变法》（四）第660页。）现在冒出维新党人的“谋逆”重罪， 西太后们就不得不考虑兴狱及其一系列后果与影响。所以，搁置这么几天，才作出初九日上谕的决策。初九日上谕的内容和谭嗣同等七人先后同于此日被捉拿勿庸置疑。论者把它称为有的人早已被捕了的“马后炮”之举，缺乏史实根据。
    论者最过硬的证据是谭嗣同早已在初七日就被清廷秘密逮捕了。其根据是：其一，张荫桓说他亲见初七日早期，西太后命军机大臣廖寿恒拟旨：“拿办康有为党羽”。这道谕旨具体内容是什么，至今无人知晓。认定其内容就是拿办谭嗣同和梁启超，只是论者们自己推论的设词，并无任何史实根据。又认定荣禄告变在初六日政变前已经到达西太后，首恶谭、要犯梁应该被捕了。（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这也是一面之设词，并不是史实，充其量可以姑存一说。
    其二，是根据对谭嗣同狱中三篇遗札的考证，推定谭于初七日被密捕。（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其实，这个结论大有商榷之余地。论者设论的第一个立足点是，初七日“密谕”是捕谭的。上文已经指出此说并无史实根据。论者设论的第二个立足点是，假设谭嗣同还有一篇遗失了的，且不为人所知的第一篇遗札。细阅今存第一札全文，完全可以确认这封回覆仆人们的信，并就来信所禀各事做的交代，就是确确实实的第一篇遗札了。谭被捉，仆人们自然必定检点一些日用必须品随后送进监狱去，并非一定要主人写信索要才去办的。这就是信中所说的“昨送来各件”。撇开子虚乌有的“遗失了”的第一札，谭遗狱中三札，很自然表现为谭入狱第二天起连续给仆人们的三封信。
    谭嗣同是初九日被捕的。他本人未留下话来，但证据是充分而可靠的。姑无论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时人记述和官方上谕，仅以当时当事人记载为证。军机四卿同堂供职，倘谭于初七被密捕，在初七日、初八日两天之内，其他三人肯定知晓的。其中杨锐、林旭二人可以确知为初九日晨被捕，而当时当事人所记述的他们被捕情形的文字，不仅没有提到谭已被捉拿，而且可证谭与他们是同一天被捕的。
    杨锐于初九日晨被捕于绳匠胡同寓所。同时被逮者有其子庆昶和与之同住一处的门生黄尚毅。黄撰有《杨叔峤先生事略》一文，详叙杨供职军机及被捕经过，但未有谭先期被捕的记述。（注：参见《碑传集补》第12卷。）
    林旭初八日夜访郑孝胥长谈，次日被捕于寓所，郑日记有详确记述如下：
    （八月）初八日，……夜月明，与谅三谈。既寝，暾谷忽至。复起，谈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爱苍之仆刘贵忽来，云来视暾谷。……
    初九日，晨起作字。闻街市传言，有缇骑逮七人，即军机四章京，其三人未详。……怡书（引者按：即林怡书，林旭家人）来，言有官员至其宅，其礼王传林旭面话，不及待车，步行而去。且云宫中终夜扰动，发三电促荣禄来京矣。……闻收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等。（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2页。）
    郑既记逮“军机四章京”，自然谭嗣同在内。初八日夜，林郑长谈中，林亦未告郑有谭提前被捉拿之事，而倘谭确已提前被捕，杨、林不至于无所透露。
    当时局势，风声鹤唳。初六日晨，缇骑围锡拉胡同搜捕康有为，中外立即风传张荫桓被逮，张本人亦自疑为被抄家而不敢出门。待证明仅系搜康，中外媒体又当即郑重避谣。谭嗣同亦为著名当朝新贵，飓风眼中人物，倘果真有初七日即被提前捉拿之事，不至于事经两天之后尚无人知晓，社会上亦无任何反映。
    谭嗣同乃维新党人谋逆案的重要角色之一，逮捕他，对清廷来说系“正大光明”之事，用不着掩人耳目。单独提前秘密逮捕他，没有必要，甚至没有可能。初九日上谕是可信的，没有隐藏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容。
    十四日上谕是六君子杀头之后颁布的，属于真正的“马后炮”。其罪名定为“大逆不道”，“潜图不轨”，“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把康有为及其为首的维新党人的罪名性质由“莠言乱政”上升为“大逆不道”，正是袁世凯告密的作用与结果。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也算“定性准确”了。平心而论，如此一场谋逆大案，连同庚子年追加的张荫桓，只杀了七个人，亦可谓“皇恩浩荡”矣。倘此事发生在康、雍、乾年间，株连所及，将不知有凡几！
    末了，附说一下梁启超。论者对十四日以前的上谕不提及梁氏，提出了许多设词。（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其实事情甚为简单，并不像论者所说有那么多隐秘之处。在时人目中及清政府那里，梁不过是康氏门人中才气横溢一书生而已，光绪帝所封亦仅六品虚衔。为其定的“罪名”，即所谓“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而已。初六日拿康上谕不提梁是自然。初九日上谕是拿朝廷命官，亦可不列他。梁氏尚不具备清廷专谕、密谕查拿的资格与条件。因而也不用费神去追寻本来就没有的此类谕旨。十四日朱谕，在康后谭等诸人之前专列一节说梁氏之罪行，已经表明了对他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