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以哥老会、青帮为主体的秘密会党在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流域蔓延发展并迅速崛起，成为这一区域最有势力和影响的秘密结社。对这一区域哥老会、青帮崛起的社会历史背景，前辈学者归结为：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化，近代长江、运河流域旧式航运业的衰落造成这一区域大量人口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游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于传统的“四民”之外的一个过剩的社会群体——流民、游民集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不能从事正常的职业，其中大部分最终不得不投入秘密社会，从而造成了哥老会和青帮势力的膨胀。本文试图另辟蹊径，从长江、运河流域在在皆有的客民、游勇、盐枭入手，探讨近代长江运河流域会党崛起的背景。
    一
    太平天国失败后，苏、浙、皖三省人口耗减，田野荒芜，荆榛塞路，大批外来客民流迁这三省，哥老会为主体的秘密社会也随之在这一地区发展起来。
    太平天国革命期间，苏、浙、皖三省是太平军与清军及帝国主义的“洋枪队”、“常胜军”长期交战、厮杀的地区，人口因逃离、战死、饿死或其他因素而锐减。据清方统计，浙江人口到1866年减少为637. 8万人，净减23728857人，占战前人口的72.8%；1874年江苏人口减少为1982.3万人，净减24679621人，占战前人口总数的55.7%；安徽人口直到1892年也仅206万人，净减16034012人，占战前人口的42%。 （注：这些统计数字，参见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 ）这些统计数字可能有缺漏或不精确之处，但人口数量的大量耗减则是肯定的。战后，清政府面对人口锐减、耕地荒芜的现状，认为“善后要政、莫急于垦荒”，各主要荒废省区先后拟定出垦荒章程，各垦荒州县先后设立“劝农局”、“招垦局”、“招耕局”之类的机构，从事荒地的招垦事宜。如安徽在同治初年于临淮设立“善后屯垦总局”，在凤阳、定远设立分局，规定“如有外来客民，情愿领田耕种，取具保结，……一律借与耕牛籽种，准其开垦，其续价收租，较土著之民一律办理”（注：唐训方《唐中丞遗集》，《兴办屯垦告示》。）。结果，“客籍农民迁入垦荒者，接踵而至”（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第7 页。）。苏、浙两省也大体如此。在迁入三省的“客民”当中，两湖人占有相当的比例。战后安徽广德州：“土著不及十分之一，田地荒芜，招徕客民开垦入籍，湖北人居其四，河南人居其三，江北人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注：光绪《广德州志》卷16。）；南陵：“湘、鄂及江北等处客民流寓此者亦十之五焉”；南陵县城还有湖南街；（注：民国《南陵县志》卷41。）宣城：“客民约占十分之九，其中以两湖籍居多数，皖北次之”（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72页。）。在江苏宜兴，“赵、豫、淮海人民蜂至”，两湖农民亦“争来垦治”；（注：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5。）光绪中后期， 外来客民仍迁往苏南，“以两湖人为多”（注：丛刊本《辛亥革命》（三）第69页。）。浙江也有不少两湖籍客民迁入，如安吉县同治时期有“宁绍湖广安庆”等地客民10848户，接近全县民户总数的一半。 （注：同治《安吉县志》卷4，“户口”。）
    在客民当中，还有一部分湘、淮军的裁撤勇丁。清代后期，湘、淮军大量裁撤，不少散兵游勇流散于江南地区。如曾国藩攻据南京后，所辖部分湘军在苏南领垦荒地；左宗棠则在浙江创行“撤勇归农之法”（注：《申报》光绪六年四月十六日。），就地安置了部分“老湘营”勇丁。另外，“遣撤之勇流落不归者，亦改而务农”（注：《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鸿章淮勇也“虽遣不归，盘踞于浙湖郡县，而以贩盐为生”（注：《论江浙枭匪》，《东方杂志》1906年第1期。）。
    两湖地区是哥老会十分活跃的省份，随着湖广籍客民大量流向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以及部分湘、淮勇在这些地区逗留或落户，哥老会不可避免地随这些“客民”的到来而扩散开来。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安徽巡抚陈彝奏称：宁国府拿获熊海楼、熊之到、陶桂有等12名哥老会分子，他们“分隶湖南长沙、临湘、善化、宁乡及湖北黄陂各县，均寄居（宁国府）南陵县，以垦荒为名”，是一批从两湖移居安徽的“客民”。光绪十三年正月，原本就是“积匪”的熊海楼在南陵县会遇何淋、王南山，商同结会，旋“秘造伪印、阵图、序规、执事”，“立会名系戴公山龙泉水金兰香结义堂”，纠邀会众数百人，迭次抢劫。（注：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十日安徽巡抚陈彝《会匪勾结谋逆折》，见徐安琨《哥老会的起源与发展》附件奏折。）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十二日刘坤一《复李中堂》说：“皖南地处万山，半山半客，哥匪、盗匪混迹其中。”光绪三年（1877）浙江杭州府拿获哥老会分子崔华云，供认系湖南常宁县人，本在严州湘营中充勇，遣撤后在仁和县塘栖地方，开设洋烟馆，“时有游勇钟景光、黄发洋、胡镜卿、彭受辉往来吸食”，遂起意纠众结拜哥老会，崔自任为“浙省集贤龙头总坐总理合办各军帅”，并放票（每票600文）招邀会徒。 （注：光绪三年七月十八日浙江巡抚梅启照片，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2726。）湖南客民和湖南籍的散兵游勇还在江南一带结成“湖南帮”，声势和规模仅次于安徽人结成的“巢湖帮”，著名的湖南帮帮首有曾国漳、朱鸿贵、曹新甫等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曾国漳在常州、江阴等属内河，“开堂立会，诱约多人，遣党分路肆行抢劫”。并与“匪目”崔得沅、李金标、熊满堂“结成死党”，各踞地段；（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第266—268页；曹仲道《清末沙洲帮会的活动情况》，载《常熟文史资料辑存》（三）。）朱鸿贵、曹新甫等人是太湖周围湘籍客民领袖，“释兵则民，执兵则盗”。两湖客民在哥老会领导下还屡屡进行抗租斗争，如“常州府属之武进县，先因楚民初到开垦，其时本地人少耕作，及至楚民渐多，声势渐横，每届收租，类多抗欠，甚有收获后饱载远扬”（注：《光绪朝东华录》（二）第1654页。）。
    太平天国失败前后，太平军将士大多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杀害，但也有部分太平军被湘军纳降收编，如同治年间，张遇春部万余人投降，被挑留3000人，立为春字营，由张自统；李昭寿部立为豫胜营，由李自统；童容海部立为启化营，令童自统。再如同治四年（1865）杭州城共存兵勇“八千名，内有长毛投诚者三千名”，湘兵5000名；（注：《吴煦档案选编》（四）第154页。）70 年代随左宗棠进兵陕甘的高连升果营，“名虽楚军，实则剿平广西、江西、闽浙、粤东发逆收降人居多”（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3—24页。）。还有一部太平军将士被遣回广西原籍，或被清政府在江南等地就地分散安置以辟垦荒地。据记载，江苏无锡、宜兴以至浙江长兴、余杭一带“种田者无数”，其中“内多散贼”。（注：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312页。）如被遣回广西、广东原籍的太平军成批“转红”（注：《玉林州志》卷18，《堂匪总录》卷4， 转引自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178页。）加入天地会反清队伍一样， 被收编“纳降”的太平军，就地安置的“散贼”也有不少加入了哥老会。同治四年（1865）杭州蒋益澧湘营抓获30余名哥老会分子，其中太平军“投诚赏职之人不少（有10余名），又有贼中师爷数名”（注：《吴煦档案选编》（四）第149页。）；光绪十二年（1886 ）浙江巡抚刘秉璋的亲兵中营拿获哥老会头目杨玉松、王葱五2名，起出会簿等件， “杨玉松呼为杭州主将、王葱五呼为温州主将，纠结党羽，欲图举事”。主将，原为太平天国后期职官名称，杨、王自称主将，可能原本是太平军中人。（注：光绪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刘秉璋片，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2727。）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江西巡抚德馨奏报拿获黄咸礼，“为哥老会正头目，授有左营旅帅伪职”（注：宫中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686。）， 这个“左营旅帅”官名，显然也来自太平天国官制。当然，也有部分太平军将士投入秘密宗教组织的，如同治五年（1866）底江西永新县拿获斋教教首李合其、吴宾官等，李“先在原籍（江西）信丰县被石达开股匪掳去，曾受刑审伪职”，嗣为清军击败，携带“大军略统戎巡察刑审伪印四颗潜逃回江”，次年与同在“贼营”的涂观生用“洋布蜡光纸造有伪官执照并保家凭据多张”售卖。后与吴宾官、金生亮等斋教徒合伙，围攻永新县城。（注：《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3第65—66页。）在19世纪70 年代长江流域发生的“其字派大抵出自白莲教、其头目大抵出自哥老会”（注：沈葆桢《匪徒散播流言民情惊扰现筹查办情形折》，《沈文肃公政书》卷6。）的“纸人剪辫”事件中，也有太平军余党参加——因为事件发起者虚构的圣地“九龙山”上有都旗、主旗、丞相、豫、燕王等名目，（注：光绪二年六月初一裕禄片，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2726。）这些，均来自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失败后，一些太平军将士转而加入哥老会或斋教等秘密团体，这是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各种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而这时期秘密社会却能够从事组织群众自卫抗暴、劫富济贫、扶弱抑强以及反封建统治、组织农民起义等集合“反叛”的活动。光绪八年（1882）初贵州巡抚林肇元慨叹：“洪秀全结上帝之会为滔天之逆，其已事也；乃洪逆方平，而哥弟会又起，……声息气势较洪逆秀全之上帝会尤远且宏也。奸民伙乱一至如此，万一有稍雄桀者出而号召其间，远近响应”，则大局不可收拾。并认为哥老会这一“内患”较“外夷（之患）尤急”。（注：光绪八年一月廿一日林肇元《密陈各省会匪情形由》，徐安琨《哥老会的起源和发展》附件。）应该说，林肇元的这一看法是有“先见之明”的。正是哥老会继承了太平天国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传统，最终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组织“号召”下，参加了推翻满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