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实业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这时期经济改革的研究，论者大多侧重于工商业的发展，未对农业改革给予应有的重视。与清末工商业的发展相比，农业改革取得的成绩虽很有限，但改革本身体现的价值却不容忽视。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思想观念的转变
    近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的演变过程，与此相联系，19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也经历了相应的转变。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兵战”思想随之产生。当洋务运动由军用工业发展到民用工业的时候，“兵战”思想开始被“商战”所代替。甲午战后，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振兴实业的重要性。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使农业的重要性开始受到重视。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中对农工商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界定，认为在农工商三者中，农业是基础，是工商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他说：“立国之本不在兵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应之势，理有固然”（注：《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第6页。）。而且鉴于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张謇对农业生产的强调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对农业的整顿，而认为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农业进行改造，将是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他指出：“近日上海设立农务会，传译东西洋农报农书，未始非中国农业大兴之兆”。要求光绪皇帝在各省“专派一人，主持其事，设立学堂，讲求土宜物性”（注：《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第7页。）。张謇的这种态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们观念上的转变，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地位以及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逐渐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1896年上海就成立了农学会，宗旨是研究农艺，并在次年创办了《农学报》，宣传、推广农业知识。1989年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亦下诏，要求各地以新知识，新方法为手段，发展农业生产。
    如果说19世纪末还只是少数有识之士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那么经历了庚子之役的重创，社会各界对振兴农业基本上达成了共识。1901年由张之洞主稿、绅商参与拟稿润色、刘坤一领衔，并成为清末改革纲领性文件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以下简称《三折》）对农业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三折》明确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所运，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改”。它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气候条件也适合农业发展，应将农业放在首位，并提出了几项措施：其一、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欲修农改，必先兴农学”。其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鼓励官绅率先试办，以开化社会风气。“各省先将农学诸书广为译刻，分发通省州县，由省城农务总局将农务书所载各法，本省所宜何物，择要指出，令州县体察本地情形，劝谕绅董，依法试种，年终按照饬办门目，填注一册，土俗何种相宜，何法已能仿行，何项收成最旺，通禀上司，刊布周知，有效者奖，捏报者黜”。并从财改上为生产技术的推广使用创造条件。“将各种新器发给通省，令民间试办，先则概不取价，有效则略举，价值务令极廉”。其三、建立农业领导机构，发挥国家政权在经济建设中的功能。“在京专设一农改大臣，掌考求督农课桑之事，宜立衙门，颁印信，作额缺，不宜令他官兼之，以昭示国家敦本重农之意”（注：《光绪政要》，卷27，第45～46页。）。在各省省城设立农务总局，府州县设立劝农局。其四、鼓励垦荒，发展近代大农场。《三折》对农业改革的意见反映了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立足于从农业近代化的角度解决传统农业中存在的问题，这不仅是观念上的突破，而且也找到了农业问题的症结所在。清末的农业改革大体上按照《三折》设计的轨道运作。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思潮的走向看，它认为，实业的振兴是国家振兴的基石，而农业又是基础之基础，故必须大力发展。当然，这时期对农业的重视与传统的重本抑末已有本质的区别，它不是抑制，而是力图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是从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角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这是时代主题在社会思潮中的反映，也是这时期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所在。
    二、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近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不仅使西方农业取得了重大进步，也体现了农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清末新政时期的农业改革即是与世界潮流接轨，以近代科学技术为手段，讲求土性辨别、品种改良，尤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农业组织的建立，以将农业推向一个新台阶。
    人才培养近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运用，相应的它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就非常迫切。对农业人才的培养和强调是这时期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特色。创办实业学堂，鼓励留学，建立艺徒学堂、半日学堂是清末发展农业教育的主要举措。从其构思看，它不仅侧重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也注重使一般民众掌握粗浅知识。当时人认为，农业的衰落，其根源在于“乡民务农，而不知农之有学”（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580页。）。从而不仅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也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形成恶性循环。鉴于此，在1906年颁行的《通行各省举办实业学堂文》中，清政府要求各地在筹设中等、初等实业学堂的同时，还必须多设艺徒学堂，“收招贫民子弟，课以粗浅技术，俾得有谋生之资……，务使全国人民知求学即所以谋生，欲得生，必先求学，庶国民不致视求学为高远难能之事，而各能自振其业”（注：《学部奏咨辑要》，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第79页。）。同年清政府又接受给事中刘学谦的奏请，要求各地不拘年岁、不收学费，每二三百户即设立一所半日学堂，根据当地农闲情况，灵活多样地开展教育，以使一般民众掌握粗浅知识，并使用所学知识改变自己的贫困状况，推动农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土性辩别采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对土壤成份、性质进行鉴别的工作也在各地先后展开。尽管自先秦以来就一直重视对土性的辨别，但在近代科学知识传播以前，由于受历代科学水平的限制，土性辩别知识还只是浅层次的经验科学知识，难以进一步发展上升为理性科学知识。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采用先进的化验方法对土性进行辨别成为可能。当时人认为，土性辨别的滞后是影响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今中国农务受病之原，在乎不明土性，不辨土质，任何籽种，不适土宜，安有蕃滋之理。故曰提倡新法，当以考验土宜为入手第一要著”（注：《考验上宜以兴利说》，《东方杂志》第5卷，第4期。）。《三折》也提出了辨土性的要求，并得到其后成立的商部的赞同。从当时情况看，土性辨别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考验土性。第二，考土质。第三，考验土面。辨别土性的工作首先在各地农事试验场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