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儒学，也自然有影响各时代儒学发展的独特人物。在晚清，张之洞与儒学很有关系。虽然他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成绩微不足道，但凭借其在政治上和文教事业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于儒学的独特关怀，其有关的思想和活动却对儒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具体考察他这方面的思想和活动，对认识晚清儒学及张之洞本人，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通经致用”与儒学自振
    “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思想渊源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列强入侵和与之相伴随的“异教”渗透，造成王朝统治与封建儒学的双重危机，经世致用思潮遂得以再度复兴，并具有了应付来自西方冲击的新的时代内涵。曾国藩那篇著名的《讨粤匪檄》，就透露出了统治者对于儒学的强烈危机感。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儒学各派正是受此种危机意识的驱动，在捍卫儒学和王朝统治的使命感的支配下团结了起来。如理学家罗泽南、何桂珍、王学家、吴嘉宾，汉学家吕贤基，乃至讲求今文经学的邵懿辰等，都在反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丧了身。张之洞的父亲张瑛也在同太平军作战中身亡。其少年时期的老师如胡林翼、韩超等，也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出名的具有“经济之才”的“能臣”。在此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之洞，对儒学内部的团结和为学致用的观念，比一般士子都要强些。另外，他从小师从汉学家吕贤基，受到系统而严格的儒学教育，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由于曾国藩的提倡等因素，这一时期宋理学又相对兴盛。张之洞虽出身汉学门庭，宋学崇尚气节的精神也给他以相当影响，此种影响连同他父亲的“殉节”行为，有力地促成了其执着名教、讲求气节的品格。而以上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则最终塑造了他既重视致用、又强调研经的思想--通经致用。
    严格说来，“通经致用”与“经世致用”尚有差别。后者主要强调致用，而前者则将“通经”和“致用”两者并举，甚至视“通经”为“致用”的前提条件。24岁那年，张之洞在一首叙辈诗中写道：“仁厚守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注：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1，第6页。）这不仅表明了其“通经致用”思想的形成，也预报了他今后所要从事的事业。
    张之洞开始对晚清儒学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时他出入翰院，担任学官，以“通经致用”思想教士论学，全面致力于振兴儒学的事业。大致说来，在出任封疆之前和之初，他振兴儒学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广设书院和义学，扩大儒学传习范围。任学官时，张之洞在湖北和四川分别设立了经心书院和尊经书院，从书院带“经”的名称上，其用心可见一斑。初任巡抚时，他更是大展宏图，提倡“减社钱以广义学”，“免差役以尊学校”，“清学田以复旧章”，“筹经费以修书院”等等（注：《咨学院筹商事宜》，《张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89“公牍4”，第25-30页。）。1881年他在山西兴建令德堂，乃至日后在广东建广雅书院，也都和经心书院、尊经书院一样是传习儒学的阵地。不过，这些书院与只为科考服务的旧式书院又不尽相同，它们“皆课通经学古之学，不习时文”（注：《抱冰堂弟子记》，《全集》卷228，第122页。）。（二）编纂《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论学教士，培养儒学学术种子。这两本书均成于1875年，当时张之洞正在四川学政任内。在这两本书中，他阐述了“通经致用”的学术思想，为青年学子指点学术门径，充当“老师”，显示出为一般封建官僚和腐儒学究所难以企及的学术视野，成为晚清振兴和光大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学术的有力工具。（三）提倡并带头印刻学术书籍，为士人研习儒学提供方便。在《书目答问》中，张之洞曾专列“劝刻书说”，认为“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注：《书目答问》卷4，《全集》卷209，第36页。）后来他出任两广总督后创设广雅书局，专刻“经史有用之书”，（注：《抱冰堂弟子记》，《全集》卷228，第6页。）就秉承此志而来。
    此外，广泛交游京师名流学士，切磋学术，砥砺气节，弘奖风气，也是张之洞出任封疆以前力图振兴儒学活动的重要方面。张氏喜欢研经，据他晚年自称：“生平于易、礼、春秋致力最深，欲乞身归里，著经说数种，而事与愿违，颇以为憾。”（注：《南皮学案》（上），《清儒学案》卷187，第47页。）他关于经学的著述，主要是早年所做的一些札记。其中不少后来都辗转丢失了。从其所留下的一些札记来看，他对“三礼”、《春秋》的确有所研究。如所做《读聂氏三礼图说札记》和《汪拔贡述学》中对礼器、礼制的研讨与方法的阐释，关于“大小戴记”是否存在的辨析等，都不无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关于春秋三传的研究，尤其是对公羊学的有关驳议也是如此（不知是否后来补作）。
    张之洞还喜欢以金石证经，颇好金石之学。据称他在京师时，“与潘文勤……吴清卿为金石之学，京师号为清流党”，而在这些人中间，论水平则“以张孝达（之洞--引注）为上首”（注：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第75页，55页。）。《张文襄公全集》中留有几卷金石学札记，反映他早年确实对此下过一番苦功。他曾作《揭铭》诗云：“鼎彝何足好，所好其文字，款识多通假，往往证经义。”（注：《全集》卷225，《诗集》卷1，第19页。）可见其治金石服务于经学研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