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其如此，张之洞并没有停留在只防公羊之学的流弊之上。他还处心积虑，进而提出全面的“防弊”主张。他说：“群经简古，其中每多奥旨，异说或以篇简摩灭，或出后师误解。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演其余波，实有不宜于今日之世道人心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19-22页。）由此他还提出：“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分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19-22页。）显然，这已不是一个求真治学者的研经态度，而是一个狂热“儒臣”的护教固经之举了。
    出于对儒学名教的深忧，张之洞对诸子的态度也因之发生了变化。他一改以往偏重申说诸子学“致用”功能的做法，变为反复强调诸子学的弊端。在《劝学篇》中，他专做“宗经”一篇，规劝士子“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19-22页。）指出，诸子之学意在偏胜，因而各有偏失。不如“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认为“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19-22页。）也就是说只要笃守儒学，信奉儒道，不学诸子也未尝不可。这就又将诸子回复到原来的最低学术地位。
    不仅如此，张之洞为了防患，还煞费苦心地将诸子“最为害政”、“施于今日必有实祸者”，一一列举出来，认为“学老者，病痿，学余子者，病发狂”。其中他专门提到荀子，指出“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读隆杀之杀），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19-22页。）他特别强调，在诸子中，老子之学为害最钜，认为造成中华积弱不振，甘于愚钝的正是老学的罪过，而非儒学的责任。那误国误民的“大巧若拙”一语便源于老庄之学。
    戊戌后期，更能体现张之洞沉重的儒学忧思的，尚在于他此时所提出的儒学“守约”主张上。张氏强烈意识到：“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浸微浸灭，虽无嬴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19-22页。）面对这一危局，他认为必须“设一简易之策以救之”，是为“守约”，即以简单易行的方式，守住儒学中最为精髓的东西。为此，他专门列举了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各门旧学的“守约”之法。最后他“损之又损”，对资性平弱的人只嘱其读朱子的《近思录》，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另加两本史书《御批通鉴辑览》和《文献通考详节》，以为“果能熟此四书，于中学亦有主宰矣”。（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29-30页。）
    关于经学，张之洞的“守约”之法主要还是“通大义”。这时他讲“通大义”和出任封疆之前又有几点不同：以前重视“通”的学术途径，强调汉学的“考古”功夫，现在则认为“考古非要”了；以前讲“大义”只是泛论，现在则一一落实了。他说：“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如《易》的大义是“阴阳消长”，《尚书》的大义是“知人安民”，《诗经》的大义是“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春秋》的大义是“明王道诛乱贼”，《礼记》的大义是“亲亲、尊尊、贤贤”，《周礼》的大义是“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37页。）等等。这里，张之洞所概括的儒经各义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他此时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去作这样一种概括，实典型地反映了西学西力冲击之下儒学的悲哀。
    此外，张之洞这时讲“通大义”和以前还有一点不同在于，他明确提出了一套自成一体的系统“通经”法式，即“明例”、“要旨”、“图表”、“会通”、“解释”、“阙疑”、“流别”的七条所谓“提要钩元之法”。“明例”指的是明经书义例，这是治经的传统方法；“要旨”指“今日尤切要者，每一经少则数十事，多则百余事”；“会通”指“本经与群经贵通”之义，“解释”指“先儒异义各有依据者，择其较长一说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阙疑”指“隐奥难明碎义不急者，置之不考”，“流别”指的是“本经授受之源流，古今经师之家法”。（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31-32页。）这七条方法中，有的张之洞以前也曾谈到，甚至还嘱门人进行过尝试。如甲午以前，他嘱廖平纂“左传经例长编”，宋育仁纂“易例长编”等，即是经学“明例”之作。（注：见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7，第125页。）但如此完整地提出这七条治经法式，似属张之洞此时的发明。
    戊戌以后，张之洞曾急切地四处找人，按照他所谓的七条方法组织编纂经书，1898年底，他曾托梁鼎芬电请广州的经学家杨惇甫，要其“择一二经先编明例一卷寄来”。（注：见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7，第125页。）至于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不过张之洞坚信，以这样的方法治经和读经，“浅而不谬，简而不陋，即或废于半途，亦不至全无一得。有经义千条以开其性识，养其本根，则终身可无离经畔道之患”。（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33页。）张之洞希冀在儒学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通过这种“守约”的权宜之策，暂时保存儒学种子，以待将来发挥光大，所谓“书种既存，终有萌蘖滋长之日，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31页。）一片保守苦心，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