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通经顺序，包含着相当的合理性，远非同时期和以前那些各持门户之见教徒研经者可比，它对后学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当代著名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从经学史角度提出“通经”的所谓“顺序研究法”，与此便有不少共同之处。（注：参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0页。）但这里面也带有张之洞的偏见。张之洞在儒经中较为看重晚出的《孝经》，（他取字“孝达”或许与此不无关系），而《孝经》虽义显文浅，却不在五经四书之列，似不应在前。
    以上谈的是“通经”问题。至于“致用”，张之洞认为“可用于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注：《輏轩语》，《全集》卷204，第30页。）考古和治身心或可从汉宋之学中直接获得，而经世之用则无法全部从儒学中获取，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开始突破儒学范围，提倡诸子之学。他说：“以经学家实事求是的方法读子，其益无限。大抵天地间人情物理，下至猥琐纤末之事，经史所不能尽者，子部无不有之，其趣妙处较之经史尤易引人入胜。故不读子不知瓦砾糠秕无非至道，不读子不知文章之面目变化百出莫可端倪也。此其益人，又有在于表里经史之外者矣”。（注：同上，第23页。在《书目答问》中，张之洞于传统的图书分类“经史子集”之外，专列“丛书”一类，这是张之洞的“特识”，是他对传统目录学的新发展。而丛书多收子部书。）在《书目答问》中的“子部”目里，张之洞还特将“周秦诸子”单独列目。其中，儒家书仍占大多数（132部），其它各家也有了相当比例（92部，占“周秦诸子”部总数目的41%）。另外，他还告诫士子“读子宜读丛书”，这样既方便又有用，（注：同上，第23页。在《书目答问》中，张之洞于传统的图书分类“经史子集”之外，专列“丛书”一类，这是张之洞的“特识”，是他对传统目录学的新发展。而丛书多收子部书。）治子有方法，“《古今伪书考》为读诸子之门径”，（注：同上，第27页。）等等。不仅如此，在《书目答问》里张之洞还列入了一些西学书，如在“子部”里的天文算法类，总数66部里兼通“中西法”的书就列有27部，纯粹的“西法”书也有13部。农书类列有《泰西水法》6卷，兵书里还列有上海制造局刻印的“新译西洋兵书五种”等，并强调“皆极有用”。这表明张之洞对时务的关心，且此时他对于西学也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讳莫如深。
    但是，总体来说，张之洞在初任封疆之时及之前，以“通经致用”思想教学教士，主要还是起到了光大儒学的作用，对于以经学为核心的传统学术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重镇钱穆曾自称：“余学无师承，亦未受过大学教育，但自知钻研，恒以曾、张二公为师耳”。（注：转引自坚如：《张文襄公治学方法述评》，《新东方》2卷1期（1940.11））梁启超也公开承认，他年青时“得张南皮之《輏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55页。）尤其是《书目答问》一书，在清末以后几十年间，“翻印重雕不下数十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至家置一编”。（注：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序，见中华书局1981年版。）可见其学术价值和影响之大。后来，曾帮助张之洞编撰此书的缪荃孙不无自豪地说：“此书通行后，何啻得千百万导师于家塾，而保全旧学不致湮没于尘埃，流失于外域。旧学绝续之交，岂非绝大关系之事哉！”（注：缪荃孙：《艺风堂文集·续集》卷5，第9页。）此说虽含自诩，倒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书目答问》对振兴儒学及其他传统学术的重要作用。
    另外，张之洞在论学教士的过程中，还培养和识拔了一批儒学人才，如廖平、孙诒让、宋育仁、杨锐、袁昶等，他们日后都成为有造诣的经学家，在晚清儒学史上占有其独特的地位。
    二、“中体西用”与儒学自守
    张之洞对晚清儒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致力于振兴儒学方面，更表现在维护和捍卫儒学名教方面，后者和前者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但又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和特点。
    甲午以后，中国学术思想界西潮奔涌，主张吸收西学、会通中西的思想成为时代主潮。甲午至戊戌时期，儒学界最具活力的是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它否定古文经，鼓吹孔子改制，“援西入儒”，并借经言政，导演了一场戊戌维新的活剧。张之洞也是这一时期主张儒学会通西学的主要代表，但他却与康有为等人不同，他虽然也提倡吸收西学，但却坚守儒学根本，固执名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学术思想的变化是在出任封疆以后逐渐完成的。与此相一致，他在政治上也转变为洋务派。促使张之洞实现转变的原因诸多，主要是时代逼迫的结果，从学术思想本身来看，则是其内在的“致用”精神的延伸。“致用”的纽带将“诸子之用”与“西学之用”并不困难地连结起来，同为张之洞所提倡。这一点早在《书目答问》中已露端倪。然而，无论是“诸子之用”还是“西学之用”，在张之洞那里归根结底都只是为维护王朝统治、振兴和捍卫儒学服务而已。其心腹幕僚辜鸿铭曾准确地揭示他这一深沉的思想动机：
    “盖当时济济清流……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注：《清流党》，《张文襄幕府纪闻》，见黄兴涛等编译《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页。）。
    然而张之洞保国护教毕竟采取的是一种曲折的方式，他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提倡西学，其影响所及，直接将青年学子拖出儒学殿堂，引向西学天地，所以连梁启超也承认张之洞在戊戌以前“依然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注：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选集》第835页。）因此，戊戌前他标榜“中体西用”，从社会效果和学界影响来说，主要成为接纳西学，因而潜在冲击了儒学的一面为社会所广泛接受的调和旗帜。因为他自己当时在把握“中体西用”原则时，实际上也并未能像后来那样判然轻重，而恰恰是作为“体”的儒学受到至尊至崇的“冷落”，这种情形从他创办的自强学堂、农务和商务学堂正式课程中不安排儒学，只规定利用空暇读经的做法，便可见一斑。
    但是，张之洞提倡西学归根结底不过是手段而已，一旦他意识到西学直接威胁于儒学名教，便要起而捍卫。戊戌前夕，当了解维新派康有为以经学形式输入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提倡民权、自由、平等，并以此为理论依据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张之洞便赶紧与之划清界线。他一面告诫康、梁不要“固执”谬说，一面给追随康梁的报刊《时务报》和《湘学报》里的维新派施加压力，如“强令湘学报馆改正素王改制之说，自己认错”等。（注：谭嗣同：《致汪康年书》，《谭嗣同文集》第512页。）与此同时，他还“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同康、梁等人争辩，对康、梁的学说进行驳斥。（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至“百日维新”前夕，他更亲自著成《劝学篇》，系统阐述其“中体西用”思想，极力强调“中体”，以捍卫儒学名教，“绝康梁并以谢天下”。（注：见黄兴涛等编译《辜鸿铭文集》第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