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振兴儒学的活动中，张之洞高揭“通经致用”的旗帜，大声呼吁“读书期于明理，明理期于致用”（注：《全集》卷204，第36页。），他认为，致用之道，学有多途，但必须首先“通经”，因为为学要“有本”。这“本”，“学人因谓之根柢”。“苟有其本，以为一切学术，沛然谁能御之，要其终也，归于有用。天下人材出于学，学不得不先求诸经……其势然，其序然也。”（注：《创建尊经书院记》，见《清儒学案》卷187，第33页。）
    那么，怎样才能为实现“致用”的目标而“通经”呢？换言之，如何才能使儒学达到致用呢？张之洞为此提出了他关于儒学的基本思想。
    首先，他主张儒学各派要相互宽容，破除门户之见，以致用为归。他严厉批评儒学内部的门户之习，指出：“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本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理取相资。诋淇求胜，未为通儒”。“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学皆期于有品有用”（注：《輶轩语》，《全集》卷204，第31-32页。）。他告诫学人汉宋两学各有长短得失，互相争执既无好处也无结果，两派都应当正视现实，彼此采取客观冷静的态度：“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学人贵通，其论事理也，贵心安，争之而于己无益，排之而究不能胜，不如其已也。”（注：《创建尊经书院记》，《清儒学案》卷187，第35-36页。）他还认为，汉宋两学都以儒经为据，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界线。“用汉学之师法，虽兼采诸儒之说，亦汉学也。宗宋学之准绳，虽不谈性理亦宋学也。汉学师法止于实事求是，宋学准绳止于严辨义利，无深谈也”。（注：《创建尊经书院记》，《清儒学案》卷187，第35-36页。）并且“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即使偏胜，要在宗法圣贤，各适其用”。（注：《輶轩语》，《全集》卷204，第31-32页。）他还进一步指出，“性理之学源出汉儒”，乾嘉考据之学则由宋儒王应麟开其端，“强生分别，不知学者也。”（注：《輶轩语》，《全集》卷204，第31-32页。）
    除了主张“汉宋调和”外，对于宋明理学内部的分歧，张之洞也力加弥合，所谓“王阳明学术宗旨虽与程朱不同，然王出于陆亦宋学也，尤如继别之后更分大宗小宗，不必强立门户，互相訾警。”（注：《輶轩语》，《全集》卷204，第31-32页。）
    主张儒学内部的调和，无论是汉宋调和还是朱王调和，都不从张之洞始。尤其是汉宋调和的思想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出现，鸦片战争后，曾国藩、陈澧等人都曾加以提倡。徐世昌总结说：“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学者不乏其人。”（注：《心巢学案》，《清儒学案》卷180。）此言大体不差。张之洞正是承接这一思潮而来，又为这一思潮推波助澜。
    其次，从经学研究的角度，张之洞还提出了“通经”的具体原则、方法和门径。在这方面，他的思想主要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汉学基本功和清代经学的价值，二是注重通晓儒经大义，三是阐明治经次序。这三者又互相贯通。
    张之洞认为，治经学除了必须遵循“汉宋兼容”的原则之外，在具体的通经过程中还须“以汉学为本”。因为“经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字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但他同时又认为汉人说经也有错漏，“汉学者，用汉人之法得汉人之意之谓也”（注：《輏轩语》，《全集》卷204，第13页-18页。）。在这方面，清朝学者实最有成绩。他申述说：“经语惟汉人能解，汉儒语惟国朝通儒能遍解。何也？国朝诸大儒读书多，记书真，校书细，好看古书，不敢轻改古本，不肯轻驳古说，善思善悟，参校善，比例差，分别真伪，故经学为千古之冠。”所以他主张“宜读国朝人经学书”，治经“必以国朝人经说先之”（注：《輏轩语》，《全集》卷204，第13页-18页。）。从经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张之洞的此种见解显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同时也反映出他所谓“汉宋调和”并非等量齐观，而是“宗汉学不废宋学。”这一学术取向，从他取名“广雅”也能略见一斑。
    为克服汉学繁琐考据、无所用世的弊病，张之洞又主张“经学贵通大义”。他认为“每一经皆有大义数十百条，宜研究详明、会通贯串方为有益，若仅随文识解，一无心得，仍不得为通也。”并特别声明“若细碎事体猝不能定，姑仍旧说，不必徒耗日力”（注：《輏轩语》，《全集》卷204，第13页-18页。）。这与一般考据派学者的态度明显有别。与此相一致，他还强调读经宜读全本，《礼记》、《周礼》断不可删，以免偏解经义；读经宜正音读、且宜读正经正注（主要是十三经注疏）等正统的治经原则。
    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张之洞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治经门径和次序。他告诫士子“《汉学师承记》为治经学门径”，治经要“以《皇清经解》为大宗”，“先看赫疏尔雅，段注说文，《经义述闻》三种”，然后再循序渐进，择经而专。（注：《輏轩语》，《全集》卷204，第13页-18页。）认为治经虽“宜治一经”，但却必须对诸经义有大致的了解。而要了解诸经大义，又必须根据各经文字训诂的难易程度和经籍本身的大义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来依序进行。张之洞所提出的通经顺序大致如下：
    《孝经》-《孟子》-《论语》-《毛诗》-《礼》（仪礼、礼记、周礼）-《尚书》-《春秋》（左传、公羊、谷梁）-《周易》。（注：《治经宜有次第》，《全集》卷204，第1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