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种改良品种改良是这时期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当时情况看，搜集、引进和培育良种及其裁培实验，主要有两方面的目的：其一、提高产量。其二、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优质原料，以便工业品在与洋货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以棉花为例，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种植的棉花由于棉种优良，种植得法，中国棉在与洋棉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1904年中国出口棉花24811595两，到1905年就降至12029236两（注：《振兴华货议》，《东方杂志》第4卷第4期。）。中国棉花质量的低劣不仅影响了棉花的出口，也影响了棉纺织品与洋货的竞争。鉴于棉纺织品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引进、改良棉种的必要。1906年农工商部开始着手考察美国的棉种及其种植方法。1908年清政府根据农工商部的奏请，颁布谕旨指出：“中国棉花质性较逊于外国，种棉尤不讲求，南北各省间有数处所产较胜，而种植仍多卤莽，是必须博求外国佳种，采取培养良法，料美工精，自能广行各省，保全利权”（注：《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843页。）。要求各地积极做好引进、培育良种的工作。
    为更好推动品种的引进与改良，1906年10月农工商部还成立了劝工陈列所，将各地的农产品陈列其中，以便比较、采择。在1910年开办的有大部分省份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参加的南洋劝业会上，在首先开设的教育、工艺、器械、卫生、武备、农业六馆中，农业馆即是其中之一，可见社会各界对品种改良的重视。
    农事试验场的设立品种的引进和改良，土壤的调查和检测等都须首先进行试验，然后逐渐推广使用，农事试验场的设立应运而生。1902年直隶和湖北率先设立了农事试验场。商部成立后对农事试验场的设立更给予了高度重视。1903年商部在《通饬各省振兴农务》中指出：“凡土质之化分，种子之剖验，肥料之制造，气候之占测，皆设立试验场，逐一考求，纵人观览，务使乡民心领其意，咸知旧法之不如新法，乐于变更”（注：《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02页。）。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各地先后开始设立了农事试验场。
    农垦公司的建立农垦公司的建立则表明了传统经营思路的开始转变。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解决土地问题往往不是传统的平分土地的方式所能奏效的，而是需要发展农业资本主义，使地主转变为农业资本家，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从世界范围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确立了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经营，从而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日本近代化的成功，除了其它原因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农业资本主义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市场和原料（注：参见拙作《太平天国与同光新改》，《学海》1994年第4期。）。随着新政时期农业改革的展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垦公司开始出现。
    农业组织的建立近代农业的发展，需要以科学技术作为动力，也需要政府的有效领导和社会的联络组织，从而在资金、人力筹资源方面取得优势。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的建立即是这一需要的体现。1903年成立的商部虽然是从总体上负责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但农业问题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906年商部扩充为农工商部后，农业更被放在首位。为发挥集体的优势，1907年底农工商部奏请在各省省城和府厅州县设立农务总会和分会。农工商部指出，建立农会有利于开通知识、改良种植、联合社会。农工商部的奏请很快得到清廷的批准。实际上早在谕旨颁布前，有的地方便根据形势的需要，自发成立了农会。如1906年甘肃省在省城兰州成立了农务总会，而在1905年直隶农会即宣告成立。谕旨颁布后，各地加快了筹设农会的速度。
    三、成绩与局限
    以近代科学技术为手段改造传统农业的呼声虽在19世纪末就开始出现，但大规模有组织的实施却是在清末新改时期，由于政府的支持鼓励和绅商的积极参与，清末的农业改革在农业学堂和农事试验场、品种的引进和培育以及土性辨别等方面都取得了初步成绩，从而出现了一丝中国农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曙光。
    农业学堂从无到有，获得一定的发展，其中江苏、湖北、山东、直隶等省成绩较为显著。到1909年全国共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学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学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59所，学生2272人。到辛亥革命前夕，全国约有农业学堂总数250所左右（注：郑庆平、岳琛：《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60页。）。农业教育的发展初步满足了农业改革对人才的需求，也开始使农业知识初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02年直隶设立的农事试验场和湖北农务学堂试验场是两个最早的从事农业科学试验的机构。随后山东、福建、江苏、奉天等地亦纷纷设立。据统计，到1911年仅四川省就有农事试验场74处，规模较大的农事试验场，全国约有20余处。农事试验场的设立为土壤、品种和裁培等实验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有利于嘉谷新种及新方法的推广使用。
    在良种引进方面，美国棉种的引进较为成功。自1908年清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试验种美棉后，各地开始引进美棉，并在一些省份如山东、陕西取得了初步成功。据载陕西引进新棉种后，产量比以前大为提高（注：《全国农会联合会第一次纪事》，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71页。）。
    新的耕作器械也开始被引进。山东农事试验场从美国购买20余种，从日本购买10余种，奉天农事实验场从日本和欧美亦购买了新式农具如洋犁、刈麦器、刈草器、干草切割器等。化学肥料亦开始使用，据海关统计，到1911年进口化肥达761519担（注：郑庆平、岳琛：《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概论》，第167页。）。
    农垦公司也从1902年的4家发展到1912年的171家（注：李文治：《中国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97页。）。农垦公司的建立标志着传统农业中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此外，农会的成立也奠定了1913年全国农会联合会第一次会议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