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盐枭，自古即充斥于长江、两淮地区。如康熙后期，“淮阳一带地方，有山东、河南流棍，聚集甚多，兴贩私盐。其中各有头目，或率党数十人，或率党一二百人，横行白昼”（注：《李煦奏折》第129 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他们之所以被官吏称为“盐枭”，是因为“枭私者出于所在之私贩，以其剽鸷，而谓之枭”（注：《两淮盐法志稿》卷155，“杂纪门·艺文”（一），转引自萧国亮《清代盐业制度论》，载《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2期。）。近代以降， 江淮地区的盐枭更形充斥，活动规模、组织形态、活动方式等较过去相比，都显现出一些新特点。
    第一，盐枭在太平军与清军的军事政治大搏斗的夹缝中壮大了自身的实力。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转战大半个中国。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广、江西、安徽、江苏等淮盐引地，清湘、淮军与太平军、捻军长期争夺、激战或对峙，致使淮盐运道梗阻，引岸丧失、运商星散。因盐销不畅，使得场盐堆积，一些灶户被迫停煎，大量的运丁、灶丁纷纷失业；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又恰是清政府的漕运要地，这里成为军事上角逐的场所，漕粮河运无法进行，数以万计的水手、舵工、纤夫与盐船运丁、盐场灶丁一样，也失掉了赖以活命的饭碗，他们一部分加入了太平军或捻军，也有部分“追随曾国藩的军队，屡建功勋”（注：长野郎《中国社会组织》（中译本）第274页，光明书局1930 年版。），相当一部分却聚集到两准盐场，组成了安清道友（青帮）。就在太平军与湘军展开殊死搏斗的同治六年（1867）底，卞宝第奏：
    闻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其先数百人冒充兵勇，在里下河一带把持村市，名曰站码头，借查街查河为名，骚扰商旅，抢夺民财，近更加以各处土匪附和，窝主容留，结党盈万，散布愈多，并有李世忠营弁庇护。（注：卞宝第《卞制军奏议》卷1第66页。）
    以贩私劫掠为生的“安清道友”出笼后，盐枭的活动空前猖獗，他们的队伍急剧膨胀，与数以万计的失业水手、纤夫、土匪人等，在辽阔的淮盐引地，以及运河、长江中下游一带从事贩卖私盐、劫掠抢夺的勾当，活动更具寄生性，对社会的侵蚀日趋深重。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两淮长期处于李昭寿等封建割据势力的控制之下，盐枭在这一带的兴盛，臭名昭著的李昭寿及其所部“豫胜营”起了不小的作用。李昭寿，河南固始人，又作兆受、昭受、长寿，降清后赐名李世忠，“幼贫贱，秃而黠”，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地痞流氓。1853年初，河南、安徽捻军兴起，李昭寿也于霍山一带聚众响应，揭竿举事。咸丰五年（1855）十月，李昭寿势穷降清，但一月后再次起义，投入太平军李秀成麾下；咸丰八年（1858）七月，再降于清将胜保，献其所据滁州、来安、天长等城，与太平军对抗，并在淮阳一带拥兵自重，割据称王（“寿王”），其所部经裁撤，最初留1.7万人，称“豫胜营”， 后来又发展到六七万人。由于豫胜营是“月给饷盐”，从此，李昭寿便和两淮盐场结下了不解之缘。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政府因军饷难筹，曾在两淮实行“以盐抵饷”办法，让清军每月提取盐包，规定“袁甲山每月提饷盐二万包，皖抚营一万包，李世忠（昭寿）营二万包”（注：《光绪两淮盐法志》卷170，“淮北饷盐”第1页。），但李昭寿野心勃勃，并不满足于区区2万包，而是力图独霸两淮盐场。在他的授意下， 豫胜营特意疏通会通河道，以利贩济私盐；他“据有城池，自为风气，于长、淮、五河等设厘卡数处，于长江河口设厘卡一处，各县亦有卡局，所获颇厚。又广运盐斤，自捆自卖，上侵公家之利，下为商民之害”；“李世忠颇骄亢任性，其部下尤恣横无状，捆盐自售，场坝避其凶焰”（注：王定安《求阙斋子弟记》卷14“抚降”。）。同治二年（1863）初，为争盐船，豫胜营与苗沛霖大战于洪泽湖；其部将杨玉珍率洋枪队突赴西坝，将各栈饷盐、商盐封锢，有运盐出栈者即斩，查封西坝盐达数十万包。（注：王定安《求阙斋子弟记》卷14“抚降”。）清廷严令禁止，但他“垄断自如”。李世忠在两淮盘踞7年之久， 在他的羽翼下，安清道友得以出笼并迅速壮大。青帮盐枭、杀人亡命之徒“有李世忠营弁庇护，官吏畏势，莫敢奈何”（注：卞宝第《卞制军奏议》卷1 第66页。）。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两淮引地的湖广、安徽、江苏以及食浙盐的浙江，遣散勇丁和在役兵丁，也投入贩私活动。周庆云《盐法通志》记载：“兵燹之后，盐船盐户多系湘楚各军官哨，大则提镇，小则参游，所用水手，皆属百战之余，犷悍强暴，最难驾驭”（注：周庆云《盐法通志》卷86，“辑私”（二），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44页。），在江浙一带，遣散淮勇多以“贩盐为生”。 一些现役兵丁也走贩私盐。如清末淮北盐场有13个缉私营，大都以缉私为名，对来往客商敲诈勒索，而对于大股盐枭，则进行勾结。如驻淮南新兴盐场的定子营，直接与盐枭勾通贩私，白日为警，夜里为匪。（注：见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第305页。）在安徽一带， 散兵游勇勾结军营炮船，“往来长江，夹带私盐，沿途洒卖，（注：光绪元年七月《禁止炮船带私示》，《刘坤一遗集》（六）第2796—2997页。）为此，光绪六年（1880）刘坤一出示“仰营哨各官及弁勇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凡有炮船在长江行驶，均不准颗粒夹私”（注：光绪元年七月《禁止炮船带私示》，《刘坤一遗集》（六）第2796—2997页。）。散兵游勇、在役兵丁加入盐枭队伍，不仅壮大了盐枭的声势，也使盐枭的成员背景出现了新的变化。
    第二，盐枭已与“青、红二帮、会、票各匪连成一气”，“如虎傅翼，莫敢谁何”。（注：《论江浙枭匪》，《东方杂志》1906年第1 期。）盐枭、青帮、哥老会（红帮）相互勾串，纠缠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