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袁世凯《自书戊戌纪略后》末署“时在八月廿五日，书于小站营次”（注：《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5页。），则《戊戌日记》之作，上距其八月初五日抵津，不超过20日。对这件终生难忘的大事，袁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记错。故时间之不符，当系出于作伪，而其目的，自然是有所掩饰隐瞒。故《戊戌日记》不可尽信。
    既然袁下午三时已到天津，且抵津后“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则两人见面，当在下午四时左右，荣禄要在初六日清晨五时早朝前报知慈禧，时间完全足够。即使如袁所谓“抵津，日已落”，见到荣禄约在七点钟左右，荣禄在获悉这个危及其生命的重大“逆谋”后，也肯定会马上派人连夜赴京，早朝时慈禧也能接获报告了。说荣禄要拖到第二天商妥“保全上位”的办法后再行动，实在悖于情理。荣禄必然考虑到，康有为既已决定杀自己，在被袁世凯拒绝后，仍不会善罢甘休，完全可能另找人执行，荣禄不能不马上全力反击，以绝后患，更何况知情不速报，亦必然会受到慈禧的严惩。毕竟，对荣禄来说，“保全自己”比“保全上位”重要得多，即使荣禄当时确有意“保全上位”（这一点颇值得怀疑），也只有在已保住了自己身家性命的前提下再予考虑，而不是相反。因此，袁“略述内情”后，荣禄必然马上飞报慈禧，尽管《戊戌日记》中未有提及。
    况且，袁世凯只是说，初六日他与荣禄尚未筹商到“善策”，“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并没有说荣禄尚未报告慈禧，训政之电已先发。筹商善后是一回事，向慈禧报告又是另一回事。火烧眉毛，荣禄当然是先向慈禧紧急报告，然后再筹商善后。房文所谓“荣禄和袁世凯需要商量一个‘保全上位’的稳妥之策，这样就未能在初五日及时向慈禧太后奏报康党‘锢后杀禄’的‘阴谋’，而拖延到初六日政变消息传到天津以后才奏报”，不仅不合情理，而且也未必是《戊戌日记》的原意。
    其实，袁本人就没有完全隐讳其告密促成政变的事实，还要表功一番：“然区区此心，意在诛锄误君误国之徒，该党无礼于君，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倘该党等凶谋果逞，必将难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上？此亦必然之势也。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注：《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5页。）可见：
    第一，袁在捕杀康党的政变中，由于揭发“该党等凶谋”，而以其“鹰鹯之逐”挽救了“宗社”，倘如房文所说，袁的密报在政变后才上达慈禧，他就没有资格这样表功了。
    第二，袁的告密是“必然之势”，“亦正所以保全皇上”，所以“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可见，所谓因要考虑“保全上位”之法，而迟迟不上报慈禧，并非袁的想法。袁已说得十分清楚：“保全上位”的最根本办法乃是马上向慈禧告密。当然，善后措施还是要筹商的，但终究是第二位的事情，绝无因噎废食之理。
    否定袁世凯告密为戊戌政变导火线者，近时尚有其他论者，而其论据同样值得商榷。
    一，论者谓，“政变是经过后党周密策划的”（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对此， 笔者颇有保留，姑且不论。即使确实如此，这也与“告密为导火线”并无矛盾，因为政变条件成熟是一回事，导火线又是另一回事，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
    二，论者谓“政变乃是借杨崇伊的奏请训政疏而发生。”（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 ）杨的奏疏确实有促成政变的作用，但与袁的告密相较，后者显然更能影响慈禧的决策。因有前者而否定后者，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论者谓，“初五日夜二更以后（约22时）至初六日卯刻（5时）上朝实行政变之间，只有七八小时的时间，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和制度来推论，是无论如何也赶不在政变前向西太后告变的。”（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 ）论者把荣禄可能派出人向西太后告变的时间定在“初五日夜二更以后”，当是因袁氏说过“久候将至二鼓，不得间”。然而袁氏并没有说此后荣禄才派人告变，甚至整篇《戊戌日记》都未提到荣禄曾派人告变，显然是有所隐讳。因此，判断告变当在“二更以后”，是毫无根据的。如上文分析，荣禄告变当在下午4时，再晚也不过在7时左右，有10至13个小时的时间，有火车作为交通工具，即使加上转换交通工具的耽搁和开出专列的交涉所费时间，在翌晨5时前赶至宫中仍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何况还可利用电报通讯。论者谓：“当时颐和园与宫中均无设电报，无电可告，如电总署转奏，则就无所谓告密了。”（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此说颇费解。 当时朝廷电寄各省的密谕，督抚电奏的密折，不知凡几，当然都经过总署，均不失其为“密”，何以说“如电总署转奏，则就无所谓告密了”？总之，荣禄在八月初六日早朝之前向慈禧告变是毫无困难的。
    四，论者谓，“上谕说：‘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并没有‘围园劫后’这项谋逆大罪，‘首恶’谭嗣同也逍遥法外，并且一直在积极活动，营救光绪帝。假若政变之前西太后和后党就已得知‘告密’的内容，给维新党人所定的罪名以及政变后情况决不至如此。”（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然而， 多数政变发动者在开始阶段宣传上一般都取低调，有意缩小事态的严重性，目的是减少社会动荡，安定人心，以期尽快控制局势。上谕亦取此策略是完全可能的，故不能以此断定当时慈禧尚不知“围园劫后”之罪。至于谭嗣同的问题，上文已述及，不赘。而且谭初七日已被捕，并未“逍遥法外”，康、梁不知实情，在海外编造的神话，更不足为据。所谓“杨深秀公然抗疏，要求西太后收回训政，还政光绪帝”亦仅为康、梁一家之言，不见于其他记载，实悖于情理的无稽之谈。
    有必要指出，持“袁告密与政变无关”说者，均以《戊戌日记》为主要依据。而袁氏此作，旨在为自己洗刷“卖君”之恶名，因此必然真伪参半。没有部分真实的内容，就无法取信于人；没有作伪的成份，就不能自辩。因人废言固然不当，而不加辨析，照单全收，恐亦非科学的态度。
    与袁氏告密略有连带关系的一个问题，是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传统说法是八月初六日，但近年来，有人提出当在八月初四日，主要理由是当日光绪帝已移居瀛台（注：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又有人提出当在八月初三日， 主要理由是光绪帝对奏折的处理情况发生了变化，由先提出处理意见再呈慈禧改为先呈慈禧再处理（注：林克光：《戊戌政变时间新证》，《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然此两说，均疑似之词， 并非无可争议的确据。移居瀛台不一定意味着被囚禁（此前光绪帝也常居瀛台）。处理政事方式的改变，也可能是光绪帝为缓和与慈禧的矛盾而主动作出的让步姿态。按七月三十日，光绪帝曾赐杨锐密诏，有“不致有拂圣（慈禧）意”之语（注：《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页。）。杨锐覆奏，有“皇太后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语（注：《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故光绪帝作此让步，是完全可能的。而搜捕康党的行动始于八月初六日，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除非今后能发掘出更有说服力的新史料，否则政变时间仍以定作八月初六日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