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行为方式，是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四维构成模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和人格追求方式中的重要一维，并给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以显著的外部特征。近代国门开启后，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首先开始变化的便是行为方式。传统行为方式在近代的转型，既受传统本身的制约及外来西方近代行为方式的影响，也受正在转型中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人格追求方式的影响。在各种因素纵横交错的影响之下，中国人近代的行为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特殊的民族印记。
    一
    传统行为方式在近代最突出的变化之一，是其原有的内在本质及内容经近代社会特殊的聚合、化解、涵融而成为一种相互对立、相互掣肘的相反行为。比如，传统行为方式一方面注重经验，遵守成规；而另一方面又由于实用理性的引导，讲究实用，轻视思辨，具有切近现实的行为取向。这二者在传统行为方式的操作层面是互补和协调的。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列强入侵，外患不断，在强烈的民族情感驱动之下，随着思维方式的引导，传统行为方式中原本互补互协的规范致思和行为取向发生了分离，形成两种相反的行为：一种是固守传统纲常礼教之本，严夷夏之大防，仍做天朝上国的美梦；一种是讲究实际，正视现实，经世致用，引“西学”以补“中体”之不足。这种相反的行为取向便引发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乃至八九十年代的“中体西用”之争（注：“中体西用”，既是对中西文化的一种认识模式，属于思维方式的范畴，也是一种情感模式，它涉及到民族情感和道德伦理情感；同时，它还是一种行为模式，因为它毕竟又有实践的意义。），造成了顽固派和洋务派两种行为取向的对立。
    如果说类似于顽固派与洋务派这种相反行为的对立，属于行为个体之间的外部对立的话，那么，传统的行为方式在近代的转变中，也曾产生了每个个体行为自身的内在对立。如洋务派，他们的行为取向一方面是维护传统的封建体制，另一方面则是以引进西学破坏离析这个旧体制，“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很能概括出这种行为取向自身的内在矛盾性。而导致这种行为矛盾的诱因，自然在于洋务派对于中西体用的无知与隔膜，这是一种盲目无知型的内在行为对立。
    与洋务派不同，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内在行为对立则表现为十分清醒的理智型。戊戌与辛亥两代人，他们对于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自由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严复认为“政俗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注：《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7页。）。他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概括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注：《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3页。）。孙中山等人更是大力提倡“自由人权”（注：《复五大洲华侨电》，1912年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111页。）。但是，不论是严复还是孙中山，他们都把国家整体的自由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注：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81页。）。“自由的解释，简单言之，在一个团体内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注：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72、282页。）。显然，理智上是大力伸张个体的自由民主权利，否定和超越传统的行为方式（注：传统的行为方式，既有重经验、尊成规、面向古代；讲实用、求近利、切近现实人生；也有讲中庸、重整体、贬个人、忌讳超越。），而在具体的行为取向上则以整体压倒个人，无意识地复归传统的行为方式。这种理智型的内在行为对立的潜因，是“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的救亡浪潮，亦即由民族情感充当了分解个体内在行为的酵母。这是传统行为方式在近代转型的第二大特征。
    传统行为方式在近代的这种转变方式，随着近代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幅度的加大与深入递进，在20世纪初几乎衍化成为行为本体自身的人格分裂和取向的对峙。这与前面所讲的行为本体内在的相反行为有所不同，前者表现为学理上思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后者表现为行为本身的矛盾对立。如世纪初的不少学人，他们一方面由社会良知的责任感出发去关怀现实，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则由知识关怀的本能驱动，欲求远离政治、超越现实。于是便形成了出世与入世、超然与介入的矛盾行为取向。梁启超、张君劢、胡适、黄炎培都曾在这种两极对立的行为取向中置自己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其中不仅仅有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的反差问题，有学术人格与社会人格的区别问题，还有一个对于社会政治整合所采取的态度问题，亦即行为本体对两种关怀所具有的信心问题。能够比较恰当地处理二者关系的人不是没有，依朱学勤博士的看法，同一时期西方世界有一个罗索，中国有一个“二线人物”丁文江（注：罗素不仅“以冰冷的数理逻辑来思考纯哲学，建立纯粹的知识关怀”，而且“亦不缺乏法国人文传统中的热血担当”，其“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供‘卒’。”丁文江“在学理层面上，他有形而上眼光，能够超越实用主义的狭隘眼界，领会罗素纯哲学价值。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甚至超过了胡适”。“在实践层面，他又是个最具形而下实干精神的人”。（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读书》，1996（1）罗素曾对英国人说过，“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傅斯年：“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见胡适著《丁文江传》，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第184页）。），但毕竟是少数。可见这种平衡能力一直是中国近代乃至现当代知识分子所欠缺的。李大钊所说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似乎只能是一种理想。
    行为方式在近代转型的第三种特征，是行为方式与思想的脱节与疏离。传统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在行为方式上往往笃信“知易行难”说，如“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注：《左传·昭公十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注：《尚书·说命中》。）。因此，传统社会的知识精英一般以书斋学者著称，而不是以学行并重见长。中国古代实验科学的阙如或不发达，与这一传统文风有直接关系。近代学人在特殊国情的刺激之下，社会关怀增强加大，由经世致用促使实践性被提到人生的议事日程，行为方式有明显改变。但是，在行为方式的具体操作层面则出现了知与行的疏离或脱节。如康有为说的“思必出位，所以究天地之变；行必素位，所以应人事之常”（注：《戊戌变法》（四），上海：神州图书社，1953，第33页。）。这种“思必出位”与“行必素位”的对立，在谭嗣同和严复身上也有类似的体现，戊戌学人所共有的行为特征便是“其思想恒极于极下极远”，而“其行事恒践乎极小极近”（注：《戊戌变法》（一），第312页。）。辛亥一代对此作了有意的纠正和反拨。孙中山特意提出了“知难行易”说，旨在重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并提高革命实践的信心。不过，这个相反的命题难掩其轻视和小看实践的片面性，从而把戊戌一代对“行”的疏离推到淡化与轻视的程度（注：应当承认，孙中山及辛亥一代人在具体人生实践上并没有忽视“行”的重要意义，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本身就是实践家。这里说的是他在学理上所造成的片面性。而学理上的片面性与其实践直接相关。辛亥革命失败，他认为多数国民不觉悟是主要原因，因此主张进行“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对于政治家的政治主张而言，属于实践的范畴，是一种行为取向；而具体到行为个体而言，则属于“知”--思想、意识、观念的范畴。）。上承辛亥一代人的这一学理致思，加上辛亥革命在实践上给人们带来的失望情绪，“新青年”一代从对“知”的重视进一步推到对整个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视，所谓“新文化运动”，所谓道德启蒙，都在“知”上下功夫。这与其说是对辛亥革命这一注重实践和行为的反拨，倒不如说是向传统社会注重思想道德、讲究意识形态化的复归。此说略嫌苛刻，若从反对封建道德伦理的角度着眼，“新青年”一代是在用传统反传统，即以传统的行为模式去反对传统的道德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