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的研究对此注意不够。实际上作为学术与思想精英的学人，心理的运思一旦失却了凭藉，那是莫大的不幸和灾难！对此体会最深的莫过于陈寅恪。他在王国维投湖后曾这样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期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第43页。）
    这里所谓的“抽象理想之通性”，可以说就是“克里斯玛”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则是不少学人可以作为个体文化生命的东西，否则王国维便不会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交，义无再辱”的话（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第54页。）。
    同一时期不仅仅只有一个痛苦难解的王国维，梁漱溟也曾两次企图自杀，后来隐居潜心于佛法。章太炎说：“今日所观察者，中国必亡，更无他说。余只欲避居世外，以作桃源，一切事皆不闻不问，于心始安耳。”“要之，仆所怀者，唯有一死，次则出家为沙门也。”（注：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452、497页。）吴宓也曾说过，他与陈寅恪“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陈寅恪主张“隐居读书，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于学，谢绝人事”（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第48页。）。他们的痛苦是用理智压抑的痛苦。黄节与人“谈及中国现时局势，及文化德教覆亡绝灭之可忧”，则“几将泣下，泪已盈眶”（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第52页。）。理智、刚毅如鲁迅，也曾陷入失望、绝望的心境中，先后几年以抄古碑打发日子。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自己的失望，因为我们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347页。）这完全是一个理智型学人苍凉怅然的心境。
    “克里斯玛”失落现象中，还有完全从现实生活中淡出者，前有苏曼殊，后有李叔同。他们试图以出世的办法来逃避这种由精神家园丧失带来的行为困惑。另有一部分人则与此相反，他们积极地入世、勇猛地抗争，尽力将自己学理上的认知付诸于当时的政治现实，如李大钊、陈独秀、张君劢、胡适、黄炎培、丁文江，等等。
    从世纪初的“克里斯玛”失落现象可以看到，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能转化为一种生命意识，从而与文化承载者的生命同生息，共存亡。而文化一旦转化为生命意识，它便可以内化为文化的无意识价值取向；并在行为方式上外化为种种痛苦的文化行为；为文化殉命，为文化出世，为文化而苦闷、彷徨……文化的这种无意识价值取向，还具有两重性的意义：它一旦形成一种认知和行为定势，即具有惰性的力量；同时，它又可以保持文化的绵延长存。而中国近代的文化行为取向全视文化人性格上的理智性和深刻性而定，由于文化性格的千差万别，所以行为取向也呈多元化状态，这便形成了世纪初社会行为失范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