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不止一篇文章中论证近代中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及思想和心态发展的不同步造成了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个“世界”（注：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 期（1995年12月）；《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发展的时空不同步现象》，《光明日报》1999年5月28日。）， 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看了拙文后提出近代中国到底是有两个“世界”还是多个“世界”，还可以进一步探索。这的确是个极有眼光的睿见。我过去的研究和表述大概太受近代人自身持有的新旧中西两分观念的影响，虽然我自己也一向强调近代的新旧中西均是变量而非定量，但却未能充分注意近代人两分观念的模糊性。
    从19世纪后期开始，新旧之争成为近代中国一个持续的现象，但新与旧的区分标准以及不同时期的新旧社会分野却随时而变。各时各地新旧人物的社会分野与其思想观念并不完全成比例：社会分类上的旧派中人有颇具新意识者，而新派中人也有不少旧观念；两派以及各派之中不同人物的思想、心态与社会行为均可见明显的相互参伍及错位。可以说，当时一般人视为不两立的新与旧，不论在社会史意义上还是在思想史意义上（以及我们研究得还较粗浅的心态史意义上），或者是在其互动的意义上，都不是那么截然两分，毋宁说更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戊戌前后湖南的新旧之争，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半新半旧的林纾一度成为新旧之争的焦点人物，都特别体现了这一新旧观念和社会角色混杂的时代特征（注：说详罗志田《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国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近代中国既存的区域性差异为清季越来越明显的城乡差别进一步强化，再加上思想时段和社会时段等的不同步，特定区域的具体个人其实可能正处于各不同时段的错位之上；异地和不同领域范围的新旧标准其实是不同的，这一区域的“新”到另一区域可能还“旧”，反之亦然。合区域、城乡、思想、社会等范畴而共观，新旧之间和中西之间实可以有相当的距离，对许多人来说亦新亦旧和亦中亦西恐怕正是常态。
    陈寅恪到20世纪仍自诩其思想在曾国藩和张之洞之间而为“不新不旧之学”，就不仅是近代中国思想时段和社会时段不同步现象的一个典型例子，而且提示了新旧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其实相当宽广。在一般认知中的新旧阵营里，通常也还有进一步的新旧之分；而且斗争得最厉害的往往是观念主张相对接近的群体，比如“新新派”与“老新派”之争就常常甚于更广义的新旧之争，盖其潜在的追随者大致相近，故竞争也更激烈。由于研究者多习见史料中明显的新旧之分，“不新不旧”的人与事以及新旧各自阵营中表现不那么极端或积极的群体，在我们的研究中多半处于一种“失语”（voiceless）的状态之中。
    近代中国社区公共卫生的先驱陈志潜医师注意到，民国初年中国医学界的社会区分就不仅有中医西医之分（陈教授在当年曾努力想证明这不是中西之分而是新旧即传统与现代之分），实际上存在着传教士医生培养的老西医群体、归国留学生及协和医学院等培养的新西医群体（他似乎没有明确像华西协和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毕业生算其中哪一类）和中医群体的三角竞争（而中医内部复有上层“儒医”和民间郎中的社会区分）。
    陈先生从1921年到1929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其间他“认识的世界远远不同于在成都童年时期的那个世界”，即从一个“闭锁的传统社会的知识领域转到具有科学和科学思维的广阔世界中”。那时在北京的“多数人开始认为科学和科学的思想是能带给社会很多好处的一种力量”，但“离首都很远”的成都则不然，“即使在全国各地都已形成高潮的消息，真正传到成都也已为时很晚”（注：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第27、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这里从观念到用语都呈现出清晰的两个“世界”的意味。
    陈先生注意到，在19世纪中期，“‘西方’或‘现代’医学已传入广州、上海和其他城市，可是这种发展对多数中国人极少或没有任何意义”。在20世纪初的成都，“居民既不知道也不可能得到现代医学的诊疗。有病痛时他们只有依赖中国的本土医学--一套多年流传下来的信念和实践，并深深扎根于以儒学为基础的文化传统中”。传统医学“已被经典学者和各朝皇帝授予功绩，而且经历过无数世代的考验”。因此，尽管中医已被证明有缺陷，“成都及其周围的村民都相信”中医而“很少怀疑它的价值”。有意思的是陈先生认为成都居民的观念反映了当时“中国整个农村人口的态度”（注：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第12页。）。也就是说，在近代新旧与城乡渐趋等同的划分中，明明是城市的具体“成都”却代表着抽象的全中国的“乡村”，因为他们同在另一个两分范畴“现代”与“传统”的传统一边。
    可是至少在医学界，现代与传统阵营又都还可以继续两分。传统医学中执业的医生便有两种：即合学者与医生为一身的“儒医”和居于下层的开业郎中。前者“只为中国城市中富有的名流服务”，以草药医生为大多数的后者“受教育较少而主要靠自学”，他们“为城市中其他居民和农村人口服务”。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开业郎中多“是朴实的农民，不会读书和写字；他们所掌握的治病手艺是由自学或当学徒学到的，草药和迷信实践是他们所能使用的医疗救助的全部内容”，而城市的儒医则可将其经验与医学典籍中的书本知识结合起来。结果双方渐有“本质上的明显差别”，儒医的“治疗在许多情况下似更为有效”（注：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