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中国的西医分为教会医生和归国留学生两大社群。教会医生们先已组织了自己的医学协会，而归国留学生因“发现自己被排斥在教会组织成员之外”而“醒悟”，于是“他们在1915年创建了自己的组织”中华医学会，“并及时吸收了教会建立的协会中的人群”。虽然两种现代医生都“一样蔑视传统医学，对传统医学作为一门学问或对传统医生私人开业表现出不尊重”，但也有部分更具精英取向的西医尚能容忍中医，却更不容忍庸劣的西医。陈志潜等协和医学院的学生于1926年组织了丙寅医学社并发行《丙寅周刊》，该刊同意建立中医中药学的研究机构和学院，并主张对西医也应实行类似对中医的控制条例，因为中国“现代医学”的开业医生中只有少数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其余还有“传教士医生的徒弟”和“西医中的庸医”。“只要后两部分人仍在社会中实践，则他们将败坏现代医学”（注：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第22、56-57页。）。
    总的说来，“那时候，两派中国医生--现代的和传统的--之间的关系并不比两派现代医生之间更富有创造力或更能相互理解”。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在中国知识界的争议导致“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对峙升级”。不过，整个进程是以西医主动进攻而中医防守反击为特征。北伐后西医试图控制中医的努力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卫生部与教育部颁发了一项联合法规，中医必须把他们照顾病人的设施称为‘门诊部’而不是‘医院’，并称他们的培训机构为‘培训班’而不是‘医学院’”。这些举措引起中医界的强烈抗争，他们得到陈果夫等人的有力支持，结果到1930年，中央政府成立了与卫生部级别相同的中医局，并着手建立正规培训中医的学院，最终形成中西医两种体制在中国长期并存的状况（注：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第22、32-33、71-73页。）。
    值得注意的是陈先生多次强调中医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们得到中国大众的充分信任并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儒医对传统典籍的学习使他们能与士大夫“以共同理解的语言和学识为基础”进行交流，其系统阐述的医疗原则也借助于古代的经典思想而正当化，致使“抨击传统医学迟早会被认为是抨击珍贵的祖国文化遗产”。从这一文化角度言，中医和儒学确类似陈独秀所说的“一家眷属”。但陈志潜先生也指出，在辛亥革命推翻旧的政治秩序时，传统医学却“仍能确立下来，而且更加扩展和昌盛”（注：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第16、19、23页。）。这一现象说明所谓儒医的“政治基础”其实也更多是文化的，它并未与政治制度共进退，而是在政治制度变更后以“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正当存在（注：按本书的英文编辑邦奇女士经陈先生认可，增添了一些从西方研究中得出的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习俗和行为模式等方面的背景资料。这里所讨论的“政治基础”等内容有可能即是增添者，因为这样的“政治”似更接近葛兰西和傅科等人的新概念，而不太像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观念。）。
    早在戊戌前后，叶德辉已注意到，西医攻击中医无解剖则脏腑肌理皆不明，故其医理不足凭信，在那时已对中医构成极大冲击。如果“欲抵异氏之学，必设医士之科；欲推救世之心，必明复古之义”。故应给各中医“任以医师之职，宽其仕进之途，则师授弟传，日新月异”，以期“或有伟人，以振绝学”（注：叶德辉：《郋园书札·西医论》，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汇印本，页46A-B。）。这还是在科举未停之时，中医竟然已有渐成“绝学”之势，可见清季西学的“话语权势”相当强有力。但在民国西医眼中，中医的社会地位仍不低，与20年代试图振兴“国医”那一班人的认知有相当大的差别（注：作为面临经济和社会压力的实际从业竞争者，西医的看法自有其基础；但若找中医的回忆录看，恐怕会有着截然相反的认知。为什么中西医双方各自均认为自己是竞争中处于不利形势的一方？为什么那时大家都这样信心不足？新文化运动以后大量读书人不信中医的例子又提示着什么样的心态和思想分野？对处于新旧竞争中的时人来说，似乎选择站在某一“立场”且须保持坚定更为重要。这又是为什么？是否立场稍不坚定就可能导致对方（哪怕是想象的）胜利？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应能推进我们对民国思想与人物心态的认识。同时，在中西医的竞争中，政治力量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其影响的程度及其有限性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些都只能另文探讨了。）。今日西方意义的“医疗史”在大陆基本尚未开展，包括中西医在内的整个医生群体都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他们在我们的学术言说中基本可以算作失语的群体。
    与医生的“传统”与“现代”区分的多歧现象类似，民国初年对女性服饰及当时已较敏感的女子缠足问题的态度也呈现出不止两分的情形（注：以下几段关于女子缠足的述论皆本杨兴梅小姐待刊的论文《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谨致谢忱。）。这方面的城乡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此不赘论。但即使在城市中，口岸地区与内地小城仍有差别，各中小县城之间也颇不一样。北伐时安徽霍邱县设有女高小学一所，两位女教员一来自江苏，一为留学生。她们衣着带江南风味，“短袖露肘，长衣及腰，半天足，着草鞋”。但该校的女学生“仍旧是缠足、理髻、长服，不为所化。相形之中，愈觉得这两位教员奇异的模样。因此社会一般人士，对时髦的她俩，就不免洪水猛兽的歧视。一般妇女，也有同样的心理。”（注：裴毅公：《皖北霍邱妇女生活的大概》，《妇女杂志》，第14卷6号（1928年6月）第1页。 ）这里服装的新变化很值得注意，女学生仍穿象征其身份地位的“长服”，而新派教师已穿长仅及腰的新式短服，再加上不能读书的一般贫家女子所穿的传统短衣，当时女性的新旧大致已有三类。
    1927年时，有人正把福建省建瓯县妇女的服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县城上、中两级的青年妇女”，她们的服饰与前三五年的省会时髦妇女一样；第二类是“县城年长的妇女和乡村的妇女”，其服饰仍是二三十年前的式样，浓装厚抹，“足是缠得不满三寸长”；第三类是“山乡的妇女”，服饰不讲究，但“足仍缠得窄窄的，有尚嫌不窄，用木头装在足踵下，假装小脚”（注：杨丽卿：《建瓯妇女的生活状况》，《妇女杂志》第13卷第8号（1927年8月）第16页。）。
    1933年一位“曾经热烈的参加过”放足运动的人总结云南男子对缠足的观念也为三类：“一部分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主张完全反对缠足；一部分是没有成见的，大概以为缠也可不缠也可，只听环境的转移罢了；又一部分是同妇女一般的见识，也爱好小脚”（注：济民：《辟缠足的理由》，《民众生活周刊》第51期第56-57页。）。同样在1933年，广州有报纸报道“汉口市上有三种女人，四寸半高跟摩登女郎，三寸金莲的乡间小姐，还有截发而装脚的改组派。第一种是阔人的姨太太，第二种是纱厂的女工，第三种是中等人家的管家婆”（注：钜公：《品脚》，《成都国民日报》1933年4月20日第7版。）。这些地区对服饰缠足的态度皆有三类正说明审美观和生活习俗的转变仍在进行之中，这一进程中亦新亦旧者大致已成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