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趋新的近代中国，新史学一开始本来已有面向基层和大众的倾向，20世纪初年的学人早就在提倡“民史”和“群史”。如果可以套用晚清“西学源出中国说”的老调，中国趋新史家注重下层似乎比西方的“下层史”（history from below）要早得多的。具有十足诡论意味的是，在“民”或“群”的范围内，新旧之分倾向的影响仍然严重，偏旧的群体通常便不在史家的关注之中。数量极大的缠足女性恐怕就是最为史家视而不见的一个群体。
    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男权社会中，整个女性群体可以说始终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之中（同时期的西方也基本是个男权社会，故女性的失语大致是一种中外皆然的共相，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但是，由于缠足在近代中国已渐被认为是象征“落后”的恶习，在基本为趋新士人所控制的舆论及出版物中，缠足女子显然是一个受到歧视的社群，因而她们在各类印刷出来的文献里可以说处于一种更严重的“失语”状态之中；即使是提倡妇女解放的专门女性刊物，其“话语权势”也完全掌握在反缠足者一边，几乎没有给缠足女子什么发言权。
    换言之，在追求“妇女解放”这一“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民初以来许多趋新士人为之奋斗的一项主要原则--（女性）个人的权利及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却因为缠足行为被认定为“野蛮落后”而在相当程度上被“合理地”剥夺了（至少其发言权是被基本剥夺了）。遗憾的是，缠足女性的观念在我们的史学言说中也同样差不多仍是个空白，许多在意识层面想要关怀女性大众的研究者却未能突破既存史料“话语权势”的无形“控制”，“新的崇拜”在史学界显然仍有极大的影响（注：关于“新的崇拜”，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学术思想评论》第6辑。）。
    废科举后逐渐被排除出乡村教育领域的塾师群体，其人数虽然远比不上缠足女性，但以近代中国乡村区域的广阔，他们也是一个数量相当大的群体。这些人在教育体制改革后社会地位的演化和社会变动的去向，就甚少见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乡村中其实存在一些并不认同民国这一新政体的士绅，几乎无人注意。山西太原县前清举人刘大鹏在辛亥革命后便一直以“清代遗民”自居，不承认“民国”的合法性，直到济南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之后，才逐步放弃“大清”和“民国”的区分，而基本以“中国人”为其身份认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则完全认同于前所不承认的“民国”（注：参见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431、433-434、436、438-442、444、449、452、456、471、473、522页，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样的士绅当然不止刘大鹏一位，但既存的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似乎是将他们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的。
    对于一些不再积极反击新派而规模又不太大的旧派“世界”，我们过去的注意也相当不够。民初多半生活在上海的所谓“遗老”，其实就自成一“世界”。他们当然也不满意时代的发展，但除少数认真卷入清朝“复辟”活动者外，多数实际上已基本不问政治，而过着一种带有“大隐在朝市”意味的世内桃园生活。这些人的文酒过从之中当然有大量的牢骚不平之语，但其所向往的目标、竞争的成败、以及关怀的事物，其实与这一“世界”外的人颇不相同。比如诗文（当然是以同光体为主）的好坏对他们来说其重要性可能就不亚于民国政治中的派系之争或思想界的文体之争。很可能由于这一“世界”的人越来越少“预流”于其所处时代的主流思想言说，特别是日渐淡出当时的新旧之争，我们过去的史学论述即使在论及旧派时对此社群也几乎是略而不提的。
    稍有些类似而其实很不相同的另一小“世界”是四川（基本居住在成都）的“五老七贤”及其追随者，这些人几乎都有前清功名，在辛亥革命后虽不十分认同新的地方政权（然不取对立态度），却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返回故乡定居，而是留在都市“安排诗酒度余生”（他们的子女又多较趋新，有些在很早时已就读于同文馆和译学馆，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其社会态度）。与上海的遗老社群不一样的是，“五老七贤”在四川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同时还具备一定的政治影响力（这在民初中国不是仅见也极为少见）。以军阀争战频繁著称的民国四川，遇有军阀力量相持不下或胜负已判之时，常常都要由“五老七贤”出面领衔通电呼吁甚至安排和平解决的局面，其余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也多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但对其个人和数量不大的追随者而言，诗文的好坏似乎仍是他们非常重要的关怀。
    对这类规模不大的“世界”，过去学界基本是忽视的。四川的“五老七贤”到底是哪几位现在似已无定论了（其实应该是可以通过研究而确定的）。我可以大胆地说，在没有认真研究“五老七贤”的生活及其社会政治影响之前，我们对民国前期二十余年四川的社会、思想与政治的认识都是相当不充分的。同样，上海“遗老”的生活和心态又何尝不是民国万花筒中不可或缺的一点，虽然其光泽也许暗淡一些（恐怕还不一定），但没有暗淡又何以见得出亮者的光辉呢？
    我们（当然包括我自己）过去的近代史研究或者较多注意时代的“亮点”以及新旧的两极，毕竟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在本世纪才起步，草创时期先抓住主流应该也是正常的情形。现在新世纪即将来临，在这一学科已渐趋成熟之时，研究者自身就应提出更高的要求了。既存研究中的失语群体多偏于旧（或不够新）似乎也提示着他们更多体现了近代中国不变（或传统延续）的一面，对这些群体更深入的了解必能强化我们对近代中国的整体认识。记得法国有位华裔学者曾说传统中国画的关键在“不画”的部分，这见解或者有点太高远，但弥补我们近代史画面上失语的部分，或者不失为今日以及明日史家的努力方向。
    其实，说近代中国存在“多个世界”并不一定意味着在观念上根本推翻“两个世界”的说法，因为新旧之分毕竟是当时人自己的认知；但多个世界的提法似更细致而少遗漏，更能表现近代中国的多歧性。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不论是两分还是多歧，各个“世界”之间都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在许多方面彼此互渗和相互重合覆盖；这样错综复杂的现象似乎增添了历史的模糊感，也许历史本身并不那样黑白分明界限清晰，或者历史现象本来就更多是杂而不纯的。
    至少如陈寅恪所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换言之，这样一种“了解之同情”的研究取向，其前提即承认研究者的认识能力及其可据材料都是有限的。不论历史现象本身是否黑白分明，这种双重的有限会使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其实也相对有限。已逝的史事既然未必充分可知，则我们重建出的史实若过于界限清晰，反可能是“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注：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说不定，历史的魅力正蕴涵在其朦胧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