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统行为方式在近代转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竞争与互助的矛盾性行为取向。传统的行为模式讲究“温良恭俭让”，力求整体的和谐与平衡。因此，“中庸”便成为一种人生境界，谦让则是一种做人美德。奉行这种行为模式的传统社会，自然充斥着非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民风民气多暮气少朝气，整个民族缺乏一种冒险与探索精神。至近代，由于民族屈辱对情感的刺激和进化论的传入，使竞争精神与淘汰意识随着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深入到国人的骨髓，因此，进取冒险精神被大力提倡。严复在《原强》里大讲鼓民力，又在《天演论》等译作及按语里介绍西方人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特辟一题《论进取冒险》。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由“诗力”而讲到“意力”，“强力”，其思想主旨显然在鼓动国人超越自身，发扬“美伟强力”去冒险进取，从而打破传统的“平和”僵死局面。“平和之破，人道蒸也”（注：《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200页。）。
    世纪之交这种尚力、竞争和冒险进取的精神鼓动，与同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冒险行为交相辉映。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组织了多次的暗杀活动，他们无不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冒险。在他们的艰辛努力之后建立起来的南京临时政府，即这一新的行为取向的杰出成果。
    然而，帝国主义之间的弱肉强食、厮杀火并，也给刚刚接受进化论的中国人的思想罩上了一层阴影，他们已意识到竞争与冒险蕴含着不祥的一面。正像著名学者章太炎在1906年撰写的《俱分进化论》里所论证的那样，人类进化“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不仅“智识进化”，“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若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网与之逐景”（注：《俱分进化论》，《民报》，第7号。）。这反映出既承认进化又惧怕竞争的矛盾心态。与此同时，以吴稚晖、李石曾、刘师培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互助优于竞争，应把互助作为道德观念的基础，从而排除竞争，避免各种有害的争斗。不论是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还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论，都以惧怕竞争而幻想进入无政府社会（注：章太炎的“五无”社会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四无”社会有一定区别。）。这种既理智又软弱，而且不现实的矛盾性行为取向，没能给当时的思想界造成很大影响，它只作为一种学理而存在。
    另外，在世纪初这个时段里，还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时的著名学人都非常热心于魏晋学术文化的研究。章太炎著《五朝学》，章太炎的学生鲁迅，早年校《嵇康集》，后来又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另一位国学大师刘师培专门编著《中古文学史》。出现这种魏晋研究热现象的原因何在？若从学理上探源，就必须从魏晋文化本身去寻找。魏晋时代，儒学失位，儒生见弃，由儒学阐发的名教礼制丧失了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作用。于是魏晋的名士获得了一次人性大解放，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任性放达，狂诞怪异。不是服药就是饮酒，体现出人格独立、行为自由的一些特征。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注目的就是魏晋士人行为方式的那种清竣、通脱！清竣，即行为取向上独立、自持，讲究人格尊严；通脱，即随便、自由、讲究行为潇洒。正如曹聚仁先生所说，这种倾向“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的文章。又因通脱之后，改变了‘固执’的老脾气，乃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86，第177页。）。汤用彤先生说的“大凡欲了解中国一派之学说，必先知其立身行己之旨趣。汉晋中学术之大变迁，亦当于士大夫之行事求之”（注：《言意之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转引自罗福惠先生著《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第480页。），是更明确的诠释。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制度的第一次大崩溃，20世纪初年则是第二次大崩溃，也是彻底的崩溃。处于新旧时代交替的人们，正是要从旧体制的崩溃中求得自由与通脱的行为方式。这正是他们与魏晋士人在心理上相通、在行为上相仿的历史机缘。所以，当时的研究魏晋文化热便成为这种内在机缘的外化表相。
    三
    20世纪初，旧秩序的崩溃并没有给新的行为方式的确立提供有利的条件，相反，它造成了近代社会行为的失范。要么是外在的行为对立，要么是内在的行为对立，甚至凝固为极端化的行为对峙。行为方式本受认知方式的制约与引导，而这一时期二者则发生了疏离与脱节。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近代社会的过渡与转型在世纪初完全达到了无序化所造成的。其一，传统社会遗留和延续下来的引导与制约行为方式的传统道德规范，在世纪初随着王权的灭亡而崩解失灵了；其二，从世纪之交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对西方近代行为方式的向往与膜拜也随同整个西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被湮灭而淡化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前后失去了凭藉，进退两难。这样，生活于本世纪初年的中国人尤其是在以文化为生命的近代学人中，便出现了“克里斯玛”失落现象（注：综合韦伯和希尔斯对“克里斯玛”的界定，根据中国近代特殊而具体的情况，中国的“克里斯玛”应当指传统的权威性特质，而这个传统既包括传统的王权，包括与王权相配套的伦理规范、制度、法律和象征符号等等；同时，还应包括近代形成的传统，因为西学传入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它介入中国人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人格追求方式的程度及中国人对其权威性的认同情况看，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特质，亦即成为近代范畴的传统。余英时先生曾说，“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在1905-1911年间已“深深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二十一世纪》，1991（6））。罗志田博士认为：“19世纪‘西潮’其实已成为20世纪的‘中国’之一部分。因此，今日言‘中国传统’实应把西潮（但不是西方）包括在内。”（《近代史研究》，1995（3））。），亦即传统权威中“克里斯玛”特质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