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会馆、公所的作用在于维系、凝聚同乡，加强同乡内部合作，增强团体实力，从而在处于变迁中的移民社会中起整合作用。这一功能是通过同乡会馆、公所从事的事业来实现的。浙绍公所的主要事业是寄柩归葬、祭祀神灵和留养资遣（难民）等。
    殡葬，是浙绍公所最主要的事业，公所历次募集的巨额资金几乎全都用于举办与殡葬有关的事业。为了适应同乡“仕商沪上”与日俱增的需要，公所不断扩建在上海的丙舍和义冢地，并于1848年在余姚西门外购地增设义冢，1872年又在绍兴偏门外及绍兴和尚山购地17亩余，作为义冢地：为适应部分富有同乡“厚葬”之需，公所还特别建筑两处高大宽畅的房屋作为寄材之所（注：《寄材所引》，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为使贫穷同乡死后也能得一棺之木，以免“遭牛羊之践，饱狐狸之腹”，公所又募捐设立赊财会（注：《赊财会序》，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为使穷困同乡之柩在丙舍存放期满后能归葬故乡，公所在同籍旅外父母官邵友濂的捐资赞助下，又集资设立了盘柩会，每年春秋两季，由该会组织将棺木运返故里（注：《盘柩会序》及《盘运会碑记》，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浙绍公所该举开旅沪同乡团体组织运柩回籍之先河。
    这些今天看来颇不合时宜的事业是有深层的文化原因的。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特征、以血缘宗族为基本单位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强烈的血缘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人们视外出谋生、客死他乡而不能归葬为大不幸。永锡堂序就说：“生有四方之志，死无片土之安，没则已矣”；“死无所归，殡无所依，尤大可悲也”（注：《浙绍永锡堂征信录》总序及《初建郭北永锡堂原序》，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因而传统的血缘、地域观念又表现为以“叶落归根”、“入土为安”为特征的归葬意识。进入近代以后，虽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趋于解体，但人们思想中的归葬意识仍是根深蒂固。拥有同一个故乡、每个成员死后都要归葬故里成为同乡会馆、公所最重要最一致的文化认同。
    浙绍公所的又一重要活动是祭祀，而祀神又常与联欢即所谓“联乡谊”结合在在一起。浙绍公所崇祀关帝（注：即关羽，明万历四十二年（1641）被敕封为关圣帝，此后明清两朝又经多次敕封，关羽被崇为武圣、关圣大帝等，清光绪五年（1879）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神勇威显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长达22字，统治者的竭力营造，使关羽成了民众顶礼膜拜的圣神，是明清会馆、公所的主要崇祀对象。）和土地神，永锡堂一建成，就在正殿供奉关帝圣像，同时旁设土地祠。每年五月十三日关帝诞辰日，旅沪绍兴同乡都要到永锡堂祭祀，同时演剧、设宴，叙乡情、联乡谊，称为“武帝会”。后因不少同乡以一年一度，“相遇时疏”为憾，于是又规定九月十三日为“武帝新会”日，敬神、集宴“一如五月之仪”（注：《武帝新会记》，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浙绍公所还专门募集款项设立“棠梨化会”，于每年清明节梨化盛开时，组织同乡到浦东白莲泾义冢举行扫墓活动（注：《棠梨化会碑记》，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
    浙绍公所还举办留养资送难民事业。如太平军进军绍兴时，绍籍同乡避兵赴沪者“踵相接”，公所发动旅沪同乡捐资救助，并制定章程，专设办事公所，留养、资送或在上海代为寻找职业（注：《留养资送浙绍难民启》（同治元年），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
    浙绍公所举办的这些事业，在华洋杂处、处于急速变化的上海移民社会中起到了凝聚同乡的作用，促进了旅沪绍兴商帮的发展，也有利于上海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不适应性也日益明显。一是随着20世纪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兴学堂、派留学的盛行，一批绍兴籍新型商人和知识分子崛起上海，他们要求改造原有同乡团体，使之成为基础更广泛的、能与上海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同乡组织，宋汉章、黄楚九、杜亚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二是公所既与近代文明演进相左，而且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其向心作用也日益弱化，仅仅这些事业已难以凝聚全体同乡，也不能满足同乡更广泛的需要。如随着上海近代化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剧，新行业的不断兴起，需要工商业者和劳工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而浙绍公所却不能提供相应的教育培训。于是，新的同乡团体绍兴旅沪同乡会便应运而生了。
    三
    1910年6月，绍兴旅沪同乡周子庆、杜亚泉、祝尧勋、王应栋、 徐鹤亭等发起成立绍兴旅沪同乡会事务所于上海天津路，推举陈乐庭为事务所长，由杜亚泉草就章程。8月17日， 在永锡堂召开绍兴旅沪同乡会成立大会，选举议员30人（8月24日议事会举杜亚泉为议长）， 选举陈乐庭为总董，设董事会办事处于英租界泗泾路（注：《绍兴旅沪同乡会概况》，上海市档案馆藏绍兴旅沪同乡会卷宗；《绍兴旅沪同乡会通告》（辛亥冬至壬子春），上海市图书馆藏。）。1918年迁会址于民国路，1922年又迁址新开河路，1924年在爱尔近路（安庆路）购地建造新址，1929年迁入新落成的会所（注：《绍兴旅沪同乡会概况》，上海市档案馆藏绍兴旅沪同乡会卷宗。）。同乡会成立后，浙绍公所虽仍然存在，但已沦为绍兴旅沪同乡的次要组织，其活动仅施棺代葬而已。
    绍兴旅沪同乡会是不同于浙绍公所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同乡组织。
    与20世纪初中国的民主化潮流相应，绍兴旅沪同乡会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具有三权分立性质的体制。同乡会设议事会、董事会、 会员大会3个办事机关。它规定：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于每年8 月召开一次，有直接投票决定会中重大事件、选举议员、审查事务等职权。议事会有议决同乡会事务及审查经费之职权，由会员大会选举议员30人组成，由议员互选产生的议长、副议长主持，任期均为2年， 但每年要改选其中半数议员；议事会每季开常会一次，如有半数以上议员提议或董事会的要求可开临时会。董事会为执行机关，由议事会公举总董1人，董事3人组成，负责执行同乡会事务并向会员大会报告会务，经管同乡会财产等；董事任期也为2年，但每年要改选董事2人；董事会每周开会一次，遇有要事，由董事1人提议即随时开会；董事会设总事务所办理会所， 其主持人总务长由各董事轮值（注：《绍兴旅沪同乡会章程》、《议事会章程》、《董事会章程》，均见《绍兴旅沪同乡会通告》（辛亥冬至壬子春），藏上海市图书馆。绍兴旅沪同乡会从成立到1940年每年刊发会务报告，但名称、编号有所变化，1912年前称“绍兴旅沪同乡会通告”，以干支纪年编号。辛亥革命后撤绍兴府，为使通告名称与同乡会所涵盖地域相符，改名“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通告”。1916年始改“通告”为“报告”，同时用民国纪年编号。约从1920年前后改称“绍兴旅沪同乡会第某某届报告”。1940年刊发第29届报告后停刊，1946年续刊，编号续前。）。
    此后，绍兴旅沪同乡会的内部机构不断完善。如刚成立时同乡会办事机关仅有4名董事和若干名文牍、会计员。1912年董事就增加至9人，并从会员中选出参事4人，协助董事会办理会务。1916 年董事会议决分科办事，计分总务、调查、会计、交际4科，1926年增至总务、经济、 征发、教育、文牍、调查6 科（注：分别见《绍兴七县同乡会概况》，上海市档案馆藏绍兴旅沪同乡会卷宗。）。同乡会的组织形式也有所变化。如1924年改议长为会长，议员为议董。1926年除议董外，添设理事37人。1931年改委员制，除会员大会外，设委员长、常务委员、执行委员，常务监察、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改为理监事会制，除会员大会外，设理事会、监事会。但组织机构的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同乡会成立时确立的三权分立的体制。
    绍兴旅沪同乡会的组织基础也扩大了。章程规定：“本会为绍兴府及所属各县住民之旅居上海者组织而成”（注：《绍兴旅沪同乡会章程》。），即它包括所有旅居上海的绍兴府属人士。与浙绍公所相比，其中主要是增加了随着兴学校、派留学、办报刊而兴起的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同乡会最初主要就是由杜亚泉等知识界人士发起成立的。但工商界仍然是同乡会的主体，其实权也主要掌握在绍帮工商业巨头之手，这从笔者收集到的同乡会若干届主要负责人情况也可见一斑（见表），这说明绍兴旅沪同乡会仍具工商业团体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