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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和所有实业家一样，济慈也获益颇丰。拉米亚和里修斯的婚礼，是济慈遍览群书所获的最丰厚收益。拉米亚的婚礼舞会上，充盈着对巴克和博笛作品的舶来意象。"如同林中空地，大厅通向两排棕榈和两排车前草/它们的枝干由一方伸展至另一方/遮掩着回廊"。这种蓄意模仿恰恰就是博笛描述的天蓬掩映的山谷："繁盛掩映的，是松树、芦荟和百合；丰富夹杂着的是棕榈、香蕉树、车前草和番石榴树"。但济慈决非仅仅是对热带植物进行简单的移植-博物学家和殖民主义者繁多的植物纲目在济慈处有所收敛。拉米亚婚礼大厅的魅力-其繁盛简直统领了诗作的第二部分-在阿波罗尼面前烟消云散。济慈用非洲探险家的方法对阿波罗尼进行调整："以规则和界限打破一切奥秘 /扫荡那精怪出没的天空和地底/拆开彩虹/正像它不久前曾经/使身体柔弱的拉米亚化为一道虚影。" 4.然而，济慈尝试在自己诗化的"规则和界限"内捕获拉米亚的魅力，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描述可以真实刻画非洲而不会有损其生命？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示，欧洲人通过探险作品或者诗歌，基本上设计了一种致命的占有程式。例如蛇（或大毒蛇），被博笛、约翰-史德曼中尉（Captain John Stedman）和约瑟夫-里奇（Joseph Ritchie）等科 学作家归类为非洲的自然风景，因此不仅可以捕猎，亦可作解剖标本。博笛用极其标准 的博物学家口吻说，非洲变色龙可挖掘、可归类、可拥有。 在《拉米亚》中，济慈亦利用了这一变色龙形象，但目的却不同。济慈的诗作对读者而言是一个充满歧义的难题（Gordian knot），因为和博笛不同，济慈之所以揭露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她免于被别人占有。赫耳墨斯首次注目这条蛇妖，就发现她是一个华丽无比的东西： …… 她状似色彩缤纷的难解的结， 一身斑点，或朱红，或金碧，或蓝色； 身上的条纹像斑马，斑点像豹， 眼睛像孔雀，全是深红色线条； 浑身是月亮的银光，她呼吸的时刻，银光就溶化，或增强，或把光泽 同幽暗的织锦画面交织在一起……[2]242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诗节是非洲传奇的翻版，但它同时也强调了拉米亚的破坏性演变："一旦独处，那蛇便开始蜕变"。她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原色，仅用白色的皮肤和人形遮掩-这是她进入喧嚣的科林斯市的通行证。自此，济慈赋予其以美丽，但却从未停止过对蜷缩在皮肤下的蛇妖的暗示："哈，蛇啊！一点不假，她不是蛇类"。济慈笔下，她既是蛇，又不是。他诠释的蛇妖，是一种演化，其过程削弱了游记作家和诗人（所谓的）占有本质，而这一本质在博笛的作品甚至华兹华斯的《序曲》中描述的是那么确信无疑。 济慈通过《拉米亚》宣告：探险和征服问题与诗歌的想象力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在其诗作的"广阔无垠的境域"（《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调用探险家/殖民主义者的"规则和界限"，济慈暗示：诗歌的演化可与文化差异互动而不毁灭它。通过拉米亚，济慈对强加在一块土地上的主权思想心生疑虑。他意识到，用"一般事物的单调目录"去描述"非洲之沙"，或者将非洲变色龙的演变放在科学作家的静止观察或殖民政府的占有眼神下，就等于完全毁灭了它们。 三、伏都教之蛇类意象渊源与《拉米亚》济慈认为，拉米亚的蛇类本质和它的象征意义本身就是文化的交际和互动。对西方读者而言，拉米亚的形象象征着基督教传说中善言的爬虫和它带到世界的邪恶。而济慈笔下的拉米亚又同时是女人，这自然是夏娃和恶魔心肠的毒蛇的结合（尽管在中国，白蛇娘子也同时具有女人与蛇这两类性质，意象却完全不同）。 1.在19世纪早期的非洲和加勒比社会中，蛇是含有丰富意义的。很多欧洲游记把非洲描述成一个天堂，但对于蛇在非洲神教中的中心地位却了解很少。摩洛-圣莫利（M.L.E .Moreau de SaintMery）1797-1798年间曾详细描述了伏都女巫带领下的"蛇教"，强调了蛇的非欧洲特点。但是，在浪漫主义时期所有的欧洲文学作品中，非洲人和西印度 群岛人赋予蛇类的意义常被当作神经无常的表现。自然而然的，蛇类崇拜成为奴隶强有 力的法宝，却成为白人永久的头痛。 浪漫主义时期关于奴隶贸易的辩论中，非洲人和蛇通常会一起出现。发行甚广的小册子《黑人奴隶制度的辩解，或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非人道之辩解》（An Apology for Negro Slavery：or the West India Planter Vindicated from the Charges of Inhumanity（1786）就把蛇类崇拜作为维护奴隶制的原因之一："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人是十足的无知、偶像崇拜和野蛮。他们崇拜蛇和其它野兽，以为这样它们就不会伤害他们"，似乎非洲人的蛇类崇拜只是对邪恶的尊崇。很快，那些"信仰蛇类、爬虫，接受邪神"的非洲人就变成了西印度群岛奴隶--他们"除了信仰魔鬼（obeah），一无所信。" 蛇类崇拜之所以变成对白人种植园主的永久威胁，关键在于其神秘性。布赖恩-爱德 华斯（Bryan Edwards）在其1819年版的畅销书《西印度群岛史》中，尝试用欧洲人的常识去解释奴隶们的崇拜活动。他发现，就词源而言： "蛇在埃及语中叫Ob，或者Aub。Obion也是蛇的埃及名称。摩西用上帝的名义禁止犹太人探究邪恶的Ob，《圣经》中译作Charmer,Wizard,Divinator，或者aut Sorcilegus。恩多（Endor）女人被叫做Oub或者Ob，译作Pythonissa（女祭祀，女巫）；Oubasois是Basilisk（蛇怪）/Royal Serpent的名字，是古代非洲的神灵。" 爱德华斯很不明智的把蛇类作为两种背道而驰的文化的共享符号。在蛇类的象征意义上，他把欧洲人和非洲人放在一起，而又承认不同领域含有的不同价值。基督教《圣经》中的蛇是魔鬼，而非洲人尊崇的蛇却放射着多产与生命的光辉。有些欧洲人（包括爱德华斯）将蛇类崇拜斥为无稽之谈，其他人则宣称：练习者可以施以符咒，使种植园爆发传染病灾难。 英国人对蛇类崇拜的具体功能知之甚少，但他们自然而然的将之与奴隶暴动、叛乱和其他危险举动联系起来。很多岛屿甚至制定法律，设立"蛇教审判"来干涉人们的信仰。济慈作品中的非洲蛇类意象，或许会使读者回忆起约翰-史德曼游记中描述的蛇类崇拜。史德曼把这些场景描述为："神谕女巫"表演的"美人鱼舞蹈"： "她在一群人中间又跳又转，速度惊人的快，直到口吐白沫，倒地痉挛。女巫发作期间发号施令，围观者则言听计从；但她经常命令人们去杀掉主人或逃往森林，所以这些聚会便极其的危险"。 史德曼的描述和摩洛所谓的"神灵通过蛇类附体蛇女"相近： "突然，他拿起装蛇的盒子，置之于地，而蛇就开始攀附女巫之身。神物一到她的脚下，她马上就神灵附体。她浑身抽搐，手舞足蹈，而神灵就通过她的口开始说话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