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60年代，容闳在沪的一个重要活动是发起出洋留学运动。经过长期的西方近代教育的熏陶，他的一个夙愿是教育救国。他认为以美国人蒲安臣为中国的首席代表与外国签约是中国的耻辱，中国应该培养自己的外交家。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中国要摆脱列强的欺压，发展国力，唯有培养大批近代化和改革的人才，教育救国，“舍此计划，实无救亡之良策”。这一计划酝酿已久，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容闳“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他向太平天国提出的7条建议中，有4条涉及教育。1868年他即向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留学的计划，得到了丁的“大赞许”，容闳立即向清政府提出“条陈四则”。这四则中，一、三、四则不过是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这就是容闳的留学计划：“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外，他还对留学生的要求、管理、教育、经费等等都作了周密的可行性设计。他提倡教学民主，独立思考，“籍西方文明之学术”，达到“维新中国之目的”。他把这一计划的实施看作是“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
    很可惜，容闳的留学计划又被搁置了3年，1870 年天津教案发生，容闳随曾国藩、丁日昌去北方处理善后，遂又向曾国藩进言，得到了他的同意，曾与李鸿章等人的鼎力协助，清政府同意拨120万两银子、 以20年为期，选派幼童出国留学。1871年9月3日，容闳代曾国藩起草了著名的《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对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条件、出国后的待遇、守则等作了规定。接着，清政府按照容闳的设想，首先在沪设立预备学校--幼童出洋肄业局。1871年夏，容闳在上海开始招生，学生学习中、英文，每半年考试一次，合格者送往美国。1872年8月 11日，第一批学生詹天佑等30人前往美国留学。前后有共4批120名官费学生留美。为安排留学生，容闳先到美国筹划建立中国留学事务所，容闳以三品衔出任正监督。但由于受到保守势力的疯狂攻击，这些学生终于在1881年被全部撤回，容闳的教育救国理想再度破灭。尽管如此，容闳以他的爱国热情和百折不挠的努力，开拓了中国大规模留学以向西方学习的事业。
    三
    教育救国理想的破灭，给容闳以很大的刺激。他说：“ 1880 年至1886年，为余生最不幸时期。”1882年容闳曾回到上海居住，4 个月后因夫人在美国重病而再度赴美。但甲午战起后，容闳意识到“中国根本上之改革”，已是“不容稍缓之事”。遂又从沮丧中振作起来，于1895年初夏回到上海，即向两江总督张之洞提出了改革行政的方案，然而张之洞却以为这些“新政策”过于激进，而不予采纳，只是给容闳一个“江南交涉委员”的虚衔。不久，张之洞返任湖广总督，刘坤一继任两江总督，刘氏更无心维新。容闳又辞职了，理由是每月只领饷，而无一事可为。接着他来到上海开办事务所，以自谋生路，并立誓不再担任清政府的任何官职。
    甲午战后的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知识分子汇集、新思潮激荡的上海，也在酝酿爱国维新运动。1896年，容闳先后结识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注：杨复礼：《梁启超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72页。），梁启超等对这位前辈十分敬重，称他“学问最优”（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285页。）。容闳对是年在上海问世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重要报刊《强学报》、《时务报》也表示赞许。在康、梁的支持下，容闳向政府建议创办国家银行、铁路公司等，他写成《请创办银行章程》，计总行章程12条，分行章程24条。他提出：“先设总银行于京都，续设分银行于各省城及通商口岸。总银行资本以一千万元为额，统由户部筹拨，钦派大臣督办，并专派大员总办；分银行即由督办、总办陆续招商集股，择地开设”（注：容闳：《请创办银行章程》，《时务报》，第九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并铸造硬币，印发纸币。接着他又写成《续拟银行章程》，在薪水、房屋、事权等方面作了认真的可行性研究（注：容闳：《续拟银行条程》、《铁路条陈》，《时务报》第十册，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此事获得总理衙门的同意而开始操办，但旋因盛宣怀的破坏而夭折。
    1897年秋，容闳又满怀激情地完成了《铁路条陈》，提出大力修建铁路，具体计划是借助美国“商人之财力而权自我操”，“变通办理，纠合公司，订定章程，所有畿东、滇南、川广、芦汉、苏杭、淞沪等处，同时并筑，并建双轨。阔以四尺八寸半为度。如有华商愿出资本，并归公司合办。边境之瘠，内地之肥，获利多寡，通盘合作，不出五年，一律筑成”。“查铁路初兴，需才甚众，不得不聘用洋人。惟将来路须归官，生手如何接办，必须预先造就。应由公司于通商大埠，另设铁路学堂，专选聪颖子弟，教以筑路行车，并熔炼钢铁等法，日后人才辈出，即可自行管理”（注：容闳：《续拟银行条程》、《铁路条陈》，《时务报》第十册，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其方法是比较可行的。
    但这一主张因德国的反对而再遭否定，容闳认为失败的主因是“中国行政部门的彻头彻尾的腐败。上至慈禧太后，下至一般最小的官吏，整个帝国的政治组织都充斥着贪污受贿。”此后的容闳便积极投身于变法维新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