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戊戌维新之时，容闳前往北京，他认为光绪皇帝“聪明睿智，洞悉治理，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王”。因此，他积极参与了变法的实践，与翁同龢、张荫桓及康、梁等来往密切。光绪皇帝所颁布的维新法令中，不少是出自容闳策划和他的手笔。容闳的金顶庙住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戊戌政变后，京城笼罩着白色恐怖，容闳因有美国国籍仍继续活动。容闳曾请李提摩太设法营救梁启超。后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参劾维新领袖，控告容闳“行动诡密”（注：转引戴学稷、徐如：《维新前后的容闳及其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关系》，载《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第395页。）。于是，容闳也不得不退至上海，托庇于租界， 利用这个特殊地域以作基地。
    维新事业的失败，使容闳沉浸在一种痛苦之中，但不久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飞跃。他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在古稀之年，他又从维新派的左翼上升为革命派。1899年他到香港逗留，其堂弟、留美幼童之一的容星桥（又名容耀恒）是兴中会会员，并且也在香港活动。于是容闳通过他结识了一批主张反清革命的兴中会员，并且与孙中山相识，孙中山对容闳这位留洋前辈十分尊重与敬慕，希望推举他出来担任各进步团体的领袖。孙中山说：“在中国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较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注：转引顾长声：《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
    容闳于1900年春回到上海。时唐才常领导部分兴中会成员在沪成立正气会--自立会系统，这一系统成为上海改革力量的中坚，容闳作为“孙中山之代表”与之会谈，唐才常等遂决定“一面接受康、梁领导，一面又遥戴中山先生”（注：吴良槐：《自立会追忆记》，转引《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 并决定建立国会，以“号召国人奋起自救以救中国”（注：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 载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 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7页。）。容闳与唐才常、严复、 马相伯多方交谈磋商。经过短期的接洽，是年农历六月（1900年6月27日至7月25日）容闳与唐才常召集一批激进的仁人志士在张园集会，有严复、章太炎、沈荩、马相伯、龙泽厚、林锡圭、叶瀚等人出席，讨论中国之前途，容闳被推选为临时议长，并明确准备正式以中国议会之名义活动。7月26 日（农历七月初一），容闳等80余人在愚园南新厅集会，会议由叶瀚主持，到会人投票选举议长，容闳以42票当选为议长，并定名为中国议会，国会议员有唐才常、章太炎、文廷式、吴葆初、叶浩吾、宗恕、张通典、沈荩、马相伯、龙泽厚、毕永年、林圭、狄葆贤等。时“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宣布不承认“通匪矫诏”之清政府，力争“保全中国自主”、“联外交”、“平内乱”等，“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注：孙宝煊：《日益斋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40页；《汉口自立报宣言》（中译），《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这是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投票选举。因其首次会议在张园举行，故又称作“张园国会”。
    7月29日（农历七月初四），容闳又主持了中国议会在愚园的集会，计有60多人出席，容闳任命唐才常为会计，叶瀚等负责书记，郑观应、唐才常、汪康年等为干事（注：孙宝煊：《日益斋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戊戌变法》第1册，第540页。）。当时容闳与唐才常等商议，如果举事成功，即以中国议会作为将来组织政府之基础。唐才常当时就说：“上海国会或议会设立之意图，欲俟起事成功，即暂以此会为议政之基础。自立会同人，除争取民主权利与政治革新而外，制度如何树立，政府如何组织，均待选举程式确定，正式议会成立，合全国人民，五族共议，协商处理，期于至善。”（注：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载《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7页。这一宣言后被清朝官员抄获，并翻译成中文。）容闳还为自立会起草了英文对外宣言，据与会的唐才质回忆，宣言首先否认清廷具有统治中国的权利，“次言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树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注：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载《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7页。这一宣言后被清朝官员抄获，并翻译成中文。 ）史学家周锡瑞在英国档案馆中找到了这份宣言，“‘它的基本纲领是英国政府的不成文宪法里的大宪章’，……议会决定：我们的坚定是：对现时复杂问题的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联合列强、废黜慈禧太后及其老朽顽固派和反对派同僚，恢复维新改良代表人物光绪皇帝的权力。”（注：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30页。）中国国会推容闳负责外交事务，容闳也曾设法争取英国对他们活动的支持，并游说张之洞“联合长江各省”，“成立中国独立政府”，但并无实效。
    中国国会成立后，在上海设立总部，在汉口设立分部。各地的自立军自然由中国国会领导，称“中国国会自立军”，并拟分7 路大军举行起义。8月21日，唐才常发动汉口起义失败，中国议会的315名成员被通缉追捕。面对残酷的现实，容闳深感悲痛，他彻底地放弃了走上层路线维新的幻想，而开始主张反清暴力革命，并以他的不断进步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而享有崇高的威望。1900年革命党人谢瓒泰曾向孙中山建议：以容闳为“统一维新党的总统”（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册， 第46页。）。接着革命党人洪全福、李纪堂等准备在广东举行反清起义，拟推容闳为未来共和国之大总统。容闳因参与反清活动而被清廷定为“谋乱之头目”，应予以“就地正法。”（注：光绪朝《东华录》（四），总4574页。）于是，人们劝容闳上海租界亦非乐土，1900年9月1日，容闳化名“泰西”被迫离开上海，在驶往日本的轮船上，容闳巧遇孙中山，经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容闳认为孙中山“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便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勉励之。在日本横滨，容闳与孙中山等曾彻夜密谈（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支那·革命党关系》卷一，卷二。）。容闳自己也更加支持革命事业。此后容闳在香港作短暂生活后去美国定居，再也未能回上海。
    容闳的一生顺乎历史潮流而不断进步，为祖国、为民族之振兴而不息奋斗，贡献心智，尤其对中国近代化与开放观念之进步，贡献实多，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应予以充分肯定。他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为了纪念这位教育救国的思想家和实践者、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上海的卓越活动，上海交通大学在1933年建立容闳堂，这幢大楼至今仍矗立在交大校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