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和经济变革主张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是在以鸦片战争为契机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开始转变之际逐渐产生、发展和形成起来的。魏源的经济思想正是这一时代大变革的开端在经济思想这一意识形态领域最初的反映：魏源以传统的经济思想范畴为载体对之赋予新的解释并加以修正，为他的经济变革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本”、“末”关系的新解和修正。
    “本”和“末”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对封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问题。“重本抑末”思想是自然经济形态的反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一直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到了近代初期，地主阶级顽固派仍然敌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墨守“重本抑末”的教条。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也同样视农业为“本”并主张“重本”，但是，时代的变化却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主张或并不强调“抑末”。
    魏源基本上也是一贯地把农业所生产的自然形态财富（“食”）看作“本富”，而把货币形态财富（“货”）称为“末富”。直到1852年最后增订《海国图志》时，尽管他对西方国家工商业发达的情况已有了相当了解，但他竟然以美国和秘鲁来作“重本”主张的佐证。他说：“美利坚产谷棉而以富称，孛鲁诸国产金银而以贫闻。金玉非宝，稼穑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注：魏源：《弥利坚国总论下》。）“重本”思想在他的具体经济改革主张中的表现是他特别强调“阜食源”即增加粮食生产，主要办法就是兴屯垦。他主张把东南沿海的一些“封禁山”尽量开放，“许民屯垦”，尤其主张把靠封建国家赡养过着寄生生活的大量旗民，遣送到内蒙、东北去进行屯垦。
    但是，魏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本”和“末”的关系上具有新的观点，乃至对“重本抑末”论进行了重要的修正。主要表现在：
    第一，重视“本富”，维护“末富”。在鸦片战争之前，他已把“富民”分为“有田之富民”（地主）和“无田之富民”（商人），他主张对两者都要加以保护。尽管他在坚持“重本”的一面时很重视“有田之富民”，认为他们是封建国家财力的主要基础，国家政策必须保护而不能损害他们的利益，以使他们“敢顾家业”，但是，魏源“重本”而不“抑末”。在漕运和盐政问题上，他比包世臣更敢于公开地维护商人的利益。在海运问题上，他一反传统的“抑末”观点，直言不讳地把海商的利益同国计、民生联系起来。他说：“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注：魏源：《复魏制府询海运书》。）并且充分地肯定海运的优越性：“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注：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
    在票盐问题上，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其“革弊”的优点是：“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注：魏源：《淮北票盐志叙》。）魏源论证了藉民营商业活动改革漕、盐“大政”优于封建官僚机构和封建垄断商业经营。他认为依靠海商运送漕粮符合天时、地利、人事发展的自然趋势，官运漕粮已势不可行，因此宣称：“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注：魏源：《海运全案序》。）
    第二，修正“重本抑末”论，提出“缓本急标”论。在鸦片战争之后，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他进一步修正了“重本抑末”论，提出了“缓本急标”的经济范畴，为他更加重视工商业和商品货币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说：“语金生粟死，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注：魏源：《军储篇一》。）
    魏源能够踏着时代的节拍前进，“缓本急标”论的提出，使他超越了龚自珍“食固第一，货即第二”和包世臣“本末皆富”的关于“本”、“末”关系的理论，从而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成为尔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工商为国本”以至“定为工国”的理论先驱，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最初奠基者。尽管魏源在这里还没有冲破传统经济观念关于“本”、“末”区分的藩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缓本急标”论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过渡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津梁。
    （二）“除弊”和“兴利”中发展工业的主张。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一般只是希望限制大地主阶级的兼并侵渔，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所以注重“除弊”而不强调“兴利”；但是魏源却在“兴利”中注入了学习西方技术的新内容，开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先河。
    魏源在鸦片战争前的经济主张也差不多集中于除弊方面。他说：“天下无兴利之法，除其弊而利自兴矣。”（注：魏源：《淮北票盐志叙》。）他所主张和悉心筹划的海运和票盐，其目的都是“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利国、利民、利商”，这和包世臣的“收奸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的思想是异曲同工的。
    在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对“兴利”、“除弊”的提法有了变化。他说：“有以除弊为兴利者，有以节用为兴利者，有以塞患为兴利者，有以开源为兴利者。”（注：魏源：《军储篇一》。）从表面看，他在这里讲的都是“兴利”的问题，但实际上，节用、塞患也都属于“除弊”的范围，只有开源才是“兴利”的问题。对于兴利或开源，他也只列举了别人在鸦片战争前已经提过的屯垦、采金（指银矿）和更币之类。但是在编辑《海国图志》时，他终于对“兴利”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提出了由政府设厂并允许沿海商民自行仿造西方的轮船、枪炮以及其他一些新式工业产品的主张。这种主张已经完全超出了“除弊”的范围，而且也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历来的“兴利”思想中所不曾有过的属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崭新的内容。
    魏源能够提出这样新的主张，表明他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兴利除弊思想的界限，因而成为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关于兴利除弊思想的重要先导。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资产阶级改良派进一步把“兴利”提到比“除弊”更优先的地位，并且把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作为兴利的根本内容。
    （三）“利国”、“利民”思想中的朦胧资本主义倾向。
    “利国”和“利民”的关系问题，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长期讨论的一个问题。魏源站在中小地主和商人的立场上，反对大地主和封建垄断商人的兼并掠夺。从这种立场出发，在“利国”、“利民”的问题上，他主张“利国”必先“利民”，“益上”必先“益下”。他说：“专主于便民者，民便而国亦利；专主于利国者，民不便，而利归中饱，国乃愈贫。”（注：魏源：《元史新编》。）
    对于“便民”问题，魏源的主要出发点也是“富民”，尤其是“有田之富民”的利益。他极力论证富民对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上“足君”而下“养民”，全要依靠富民的力量。他说：“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伐，大兵燹，大饥馑，皆仰给焉。”（注：魏源：《治篇十四》。）富民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封建国家的政策，当然就应该以保护、培植富民的力量为主要出发点；损害了富民的利益，就必然会破坏国家本身的基础。因此，他一再宣称：“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注：魏源：《治篇十四》。），“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注：魏源：《治篇十四》。）
    赋税是封建国家运转的依托，当然也是大地主当权势力进行掠夺的基本手段，所有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都反对过重的赋税。魏源为反对重赋，提出了一个征税原则：国家赋税只能征收富民的一部分收入，而不应该侵害他们的财富根本。他说：“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尽不止。”（注：魏源：《治篇十四》。）他指责当时统治者的赋税，正是这种“剪韭”式的掠夺；结果破坏了纳税人的财富，也就破坏了国家自身的基础。他说：“彼贪人者，专仴富民；富民渐罄，复仴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注：魏源：《治篇十四》。）
    在“富民”之中，魏源自然更重视“有田富民”即地主的利益。他对“有田富民”所受的国家赋税徭役的损害，特别感到痛心疾首，认为：“有田而富者，岁输入租税供徭役，事事受制于官，一遇饥荒束手待尽。非若无田富民，逐什一之利，转贩四方，无赋敛徭役，即有与民争利之桑孔，能分其利，而不能破其家也。是以有田之富民，可悯更甚于无田。”（注：魏源：《治篇十四》。）
    魏源对“有田富民”这种感情，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中小地主阶级立场。当然，这丝毫不表明他对“无田富民”的嫉视；倒是他感到“无田富民”在积累和保持个人财富方面比“有田富民”更为有利，因而实际上流露出了一种“有田富民”兼营商业的朦胧的资本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