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魏源的经世、变易思想有了转变。他非常自觉地倡导某些具有近代因素的思想观念。他摒弃了天朝中心的地理观及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代之以对外开放的观念,大胆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总对策以及具体办法(所引资料均出自《海国图志》): 第一:发展工业。魏源认识到要使自己国家象西方一样“船坚炮利”,则需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另外,“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选机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当时那些顽固不化、嚣然自大的上层官僚阶级竭力反对制造机器,诬蔑机器为“奇技淫巧”,为“形器之末”。魏源反驳说:“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第二:发展海运。魏源亲眼目睹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在海上霸道,认识到发展航海运输,无论对国家经济、军事和民生都有重大意义。他曾经辅佐江苏巡抚陶澍,针对当时漕粮官运、运河堵塞,建议改官运漕粮由海商运输,这件事在当时对突破海禁、破除官运漕粮垄断,发展海运具有重要意义。在海运问题上,他指出:“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注:《魏源集·复魏制府询海运书》X)。海运“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注:《魏源集·道光丙戍海运记》。)很有远见地把商人利益与国计民生并重。 第三:发展金融业。基于鸦片贸易,使“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白银外溢,国库空虚,魏源提出允许商民开矿,并按照西法铸造银钱,以充实国库。 第四:开展对外贸易。魏源支持林则徐的“互市”政策,认为中外商民互易货物,互通有无,是应该允许的,应该在平等基础上公开进行贸易,但有些货物如鸦片则必须坚决禁止。 第五:发展商业。魏源认为西洋诸国富强其中原因之一是“以商立国”,“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兢,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 第六:推行民主制度。他介绍瑞士情况说:“至于朝纲,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民政“皆推择乡官理事,不力王侯”,并加案语称赞说:“瑞士西士之桃花源也。”他对英美的议会制度兴趣极高,说英国“设九官以治事,九官由众推选,以三年为秩满,贤则留,否则更”。美国更是“事无大小必须个官会议然后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他称赞美国的资本主义章程“可垂亿世而无弊”。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信奉“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本末观,并以“重农抑商”作为基本经济国策,视君权神圣不可侵犯。魏源这些思想为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作出了贡献。魏源意识到改变生产方式将带来观念的巨大变化,而观念的变化将带来整个社会的进步。可惜,魏源的这一系列主张,在他那个时代及至整个近代史都被搁浅了,而日本人看到《海国图志》之后,走了这步棋,人家追上去了。直至今日我们的改革才触及到魏源当时就议论到的东西,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我们应该吸取这一教训,用更加开化的头脑、开明的态度,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凡是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好东西都拿来利用,推进中国的进步发展。 显然,魏源是认识到这一问题,他认为变易改革的标准只要“民便”、只要有利于人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 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斯于适足;治不必同,斯于利民。(注:《魏源集·默觚·治篇五》。)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标榜“重义轻利”,有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魏源一反罕言利、不言利的迂腐态度,把利诠释为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他说:“圣人利、命、仁之教,不谆谆于《诗》、《书》、《礼》,而独谆谆于《易》。《易》其言利、言命、言仁之书乎?‘济川’、‘攸往’、‘建侯’、‘行师’、‘取女’、‘见大人’,曷为不言其当行不当行,而屑屑然惟利不利是诏?……世疑天人之不合久矣,惟举天下是非、臧否、得失一决之于利不利,而后天与人合”(注:《魏源集·默觚上·学篇八》。)。他把利与仁及命并列,并作为天人相合的关键。他又从正面肯定了“小人喻于利”,肯定了庶民追逐正当利益的合理性。他说:“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寒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注:《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三》。)。在如何追求个人利益的问题上,他批评了以读书作官为唯一取利手段的价值取向,鼓励人们通过从事工商活动去求利。做任何事情都应从利害着手:“利多害少,智者为之;害多利少,审时施之;有害靡利,无时而宜之。”(注:《魏源集·筹漕篇X》上第399。) 冯友兰先生说:“春秋公羊学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两次大转变时期,而不在其他时期,这是很有意义的。汉初出现的春秋公羊学,为第一次大转变时期结尾,清末出现的春秋公羊学为第二次大转变开头。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春秋公羊学的基本精神是‘改制’。”(注:《春秋公羊学与中国封建社会》见《廖季平学术思想研究》成都科学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102页。) 杨慎之说:“魏源的思想归本儒学,杂取旁收,兼采法、老、兵诸说,并及西方之书。但是,魏源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纯在致用。通经为文,淑世致用,确是魏源思想的主动脉。”(注:为黄丽镛《魏源年谱》作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齐思和说:“魏源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实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矣。”(注:《魏源与晚清学风》见《燕京学报》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九期。) 这些都是比较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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