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西医院在广州的创立和发展，引起广州西医学机构的出现，西医教育的兴起，西医书籍和报刊的翻译和出版，这些，使西医学在广州的传播向纵深方向发展。传教医生一方面将较为先进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以及医学教育思想和方法引入中国，又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华人医生，他们成为华南地区一支重要的西医力量。
    在广州，1838年由新教传教士和外籍医生成立了全国性的西医学机构--“中华医学传道会”（The MedicalMissionarySocietyinChina）。这是第一个将医学与传教事业明确结合为一体的社团。 它的主要工作是鼓励医生来华，免费为中国人治疗，筹集经费，为传教会创办的医院提供药物、医务人员等帮助。该会成立后，为医学科学、医药新知识传播到中国，尤其是传播到南方地区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它不仅为病人提供免费治疗，还保留大批常见病、地方病和手术病例等资料，它建立医学图书馆、博物馆，着手重视医学教育。这些，都促使西医学在中国的发展。该会的建立，为近代广州西医业的初兴奠定了基础，也为西医学在华传播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中华医学传道会”从成立之初就认识到培养中国青年的重要性。该会设想：培养和教育中国青年掌握西医知识，通过他们传播西医学，以寻求一条促使中国百姓能够完全信任和接受西学的途径。（注：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P.32.）
    伯驾是医学教育的开拓者，他是第一位在中国训练中国医学学生的外国医生。在广州眼科医局里，由于就医人数的增加，医务繁忙，使伯驾萌发出试办医校，广招生徒的设想。1838年，他招了3 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当地青年学习西医知识，除了实际操作训练外，还用英文讲些基础理论。这3位青年很快就通晓英语，学会配药，甚至学会开一些处方， 他们逐渐成为伯驾的助手，成为医局的骨干力量。伯驾对他的学生很满意，说他们是“很有前途的年青人”。1845年，师从伯驾的有4 名全日制的学生，6名半工半读的学生。到1848年，伯驾还带有4名学生。（注：Edward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OpeningofChina,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3,P.150.）伯驾培养学生的方式基本上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上午和晚上，学习英文和基础知识，下午随伯驾在医院临床实习。
    由于资料所限，我们无从考究伯驾一共培养了多少中国学生。但是，我们从他的一名高材生中可了解其中的情况。那位学生的名字叫关韬，又名关阿杜，是个思维敏捷而活泼的青年，19岁从师伯驾，学会了翼状胬肉、脸内翻、白内障、腹腔放液穿刺术等外科术。1843年伯驾在其医学报告中写道：“我的这个高材生已经成功地做了20多例白内障切除手术，并熟练地摘除了一个3磅重的大肿瘤”（注：Edward V.Gulick,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Massachusetts: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3,P.150.）。 关韬能独立作肿瘤的临床切除术，治疗简单的脱臼和骨折，甚至作拔牙手术，成为一名优秀的眼科和外科医生。伯驾对关韬的成功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引以为荣，他夸耀关韬“有才能，谈吐有风度，具有正直的道德品质，是一名成功的眼科和外科医师”（注：Edward V. Gulick,PeterParker and theOpening of China, Massachusetts: Harvard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1973,P.150.）。正因为这样，关韬得到国内同胞的信任和外国侨民的尊敬。伯驾对这位学生非常信任，1844年4～9月间，他担任美国顾盛（Caleb Cushing）使团的中文秘书时， 把广州医院交给关韬管理，医院正常运转，令伯驾满意。1856年，清政府授予关韬“五品顶戴军医”，被委派到福建的清军中任军医，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式军医。后来又回到博济医院工作，以其高超的医术和正直的为人博得了中国人的信任，1874年6月，关韬去世， “中华医学传道会”对他在医学上的成就作了很高的评价。
    附设在博济医院内的“博济医校”的建立，使广州的西医教育步入正规化。1866年成立的“博济医校”是中国最早的西医教会医学校。学生学习的日程是：每星期三、六为上课日期；一、五为门诊日期；二、四为手术割治日期。（注：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史略》，广州岭南大学1935年刊印，第21～22页。）直至20世纪初，博济医校的格局基本稳定下来，学制为3～4年，后来才延至5年。 当时博济医校的西医教育逐步与欧美同一时代的医学教育水准相接轨。
    传教医生在广州开创的西医教育事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西医人才，解决了广州地区对西医生和医学教师的需要。这批毕业生大多活跃在华南地区，在学校和医院里发挥骨干作用，并逐渐代替外国医生。由此可见，传教医生在广州的医学教育活动，对我国的医学科学的发展和近代医学教育体制的确定，都具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此外，为配合西医教育，传教医生们开始了西医书籍的翻译工作。当时在广东编译西医书籍最多的要数英国传教医生合信（BenjaminHobson）和美国的嘉约翰医生。合信医生在广东著述《西医论略》、《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全体新论》等书，“这是西洋医学学说输入中国的起点”。（注：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91页。）嘉约翰一生共编译西医、西药书籍34种， 其系列医书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注：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311页。）
    传教医生还亲自编辑西医报刊。1880年创刊的《西医新报》是中国第一种由传教医生办的，全面介绍西医药的报刊，也是我国最早的西医杂志之一。它由嘉约翰主编，由广州博济医院出版，年出4册，第8期后停刊。1887年， 嘉约翰又创办了英文医学杂志《博医会报》（Chinese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这是19世纪末在中国出版的西医学的学术刊物，它保存了当时西医的许多珍贵材料。
    上述西医书籍及期刊的出版，不仅使中国的医学生对西医西学有较为系统深入的了解，对于在中国确立西医学的教育体系也发生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