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债问题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竞相阐述的问题之一。20世纪初，梁启超依据西方近代财政学原理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外债实践，对外债产生的原因、性质、作用、举借原则、偿还方法等诸方面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探讨。其中，关于举借外债应具备的政治条件的论述，贯穿于梁启超外债思想的始终，反映出他对国家外债问题的独到见解和清醒的政治意识，这一内容，是梁启超外债思想中颇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
    外债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而出现的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鸦片战争前，以“天朝无物不有”而自命的泱泱大国中国，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即使有微不足道的对外经济往来，也多是从朝贡关系上去展示皇朝的“富甲天下”的。因此，中国的外债只能是近代社会的产物。1904年，梁启超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国债史》的写作，书中首先对外债的起源作了说明。他说：“中国自古无国债”，但从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巨额的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筹集如此巨大的赔款，被迫向列强借款，“遂开借外债之例”[1]。 到了1911年，清政府的外债累计超过12亿两。梁启超分析说，假如“无外债之可借，则十年以来，国既亡久矣”，因为“政府所需之款项，骤增于前，而无术以取给，势不得不加赋税。赋税骤加，则民惊扰而怨言，揭竿斩木，所在皆是”，“历朝覆亡之末运，皆坐是也”，而清政府正是通过举借外债，才得以“尚延残喘以逮今日”[2]。在梁启超看来， 外债如同一粒速效救心丸，暂时消解了清政府因巨额战争赔款而带来的政治危机和财政压力。但沉重的债务以及因此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却足以使清政府的财务乃至政治土崩瓦解。梁启超警告说，“养痈之患，甚于溃裂；倒持太阿，惨于鼎迁。及今不图，则他日亡中国者，必自外债也”[3]。
    梁启超的“借债亡国”论决非危言耸听，也不是一种纯学理的逻辑推理，而是基于一定历史性的分析。其实，梁启超之前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等人，就陈述过土耳其、波斯等国“借债亡国”的历史事实。梁启超的贡献在于展其所长，从更宽广的历史变局中认识这一现象。他总结说，近代史上因借债亡国的国家以埃及最具代表性，“埃及自苏彝士河开通之后，始借外债于外国”，“其始骤进多金，外观忽增繁盛，埃王心醉外债之利”，大量借债于英、法发达国家，不足十年，借债高达“五万万三千二百余万里拉”。然而，“曾几何时，埃及财政扫地不可收拾”，“及至山穷水尽，罗掘俱空之际犹复裁减兵士之饷，使军队无力，不能相抗；使富豪尽锄，无复自立；清查通国之田亩，使农民骚动，鸡犬不宁”，“又欺小民之无识，以甘言诱，以强威迫，使全国的土地，大半归欧人之管业，民无所得食，鬻家畜以糊口，饿殍载道，囹圄充闻，而埃王卒及被废，拥立新王之权，归于债主之手矣”[4]。
    埃及与中国同称为文明古国，进入近代社会的时代背景也有相近之处。1840年是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的开始，也是英、俄、奥、普、土五国签定《伦敦条约》，迫使埃及就范的开端。185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正是西方列强侵略、争夺东方的产物，埃及为此也写下了自己屈辱的亡国篇章。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这里要指出的是这条贯穿东西方的通道曾使埃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史学家统计，埃及政府当时修建运河的花费，包括购买运河公司股票费、购买河谷地产费、挖掘淡水渠费、庆祝运河通航耗费、仲裁费以及贷款利息、佣金等共计达“一千六百八十万镑”[5]。 为支付如此巨额开支，埃及政府被迫走上借债的道路。从1862年至1876年，“共借外债六千八百万余镑”，加上“短期贷款二千六百万镑”，两项共计“九千四百万镑”[6]。每年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巨额利息后的剩余， 已“不够维持政府的日常开支”[7 ]。埃及政府陡然跌入外债的陷阱而无力自拔，只能走上出卖主权的道路。到19世纪60年代末，埃及的政治、财政和司法大权被英法列强所控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便是梁启超把苏伊士运河的开辟作为埃及“借债亡国”的起点的合理化解释，也是他“读埃及近世史”“不禁股栗焉”的原因[8]。
    梁启超后来在其著名的《外债平议》中，进一步分析了借外债容易使债务国亡国的七种原因，其一是债权国必为富国强国。他们不怕债务国不履行债务，“彼之力足以自取也”。其二是财政紊乱的国家必定政治腐败至极，一旦举借外债，“必不断送全国而不止”。其三是外债使借债政府“晏然自忘其危而其益侈”，“以至偿还无着，致受干涉”。其四是全国奢侈之风因外债而起，“本期持以殖利之资，转瞬而消费殆尽”。其五是国民无经济学常识，无近代企业组织管理经验，“投资经营若以石投水，终必至本息无着而后已”。其六是大量外资骤然涌入，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引起投资狂热，继而引起经济恐慌和产业凋敝，以致不能履行债务，引出债权国的干涉。其七是通货增加又引起物价上涨，刺激外货输入，造成贸易逆差，又使货币外流，扰乱金融物价，损害国民生计。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外国列强对于中国的借款，决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到期的利息，而是一种瓜分中国的无形手段，“今日之中国，有形之瓜分，不足畏也。所可畏者，乃在外国资本家渐握我生计界之特权，全吸我精髓以为其利赢”，“尤可畏者，则乘我财政紊乱之隙，协商以监督我财政”，“此二者，皆立足以召亡”[9]。
    应该特别指出，梁启超这种“借债亡国”论形成于变法失败后的1901年前后，这也是他涉足外债的开始。此时的资本主义随着向垄断资本的过渡，越来越加重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以攫取更多的利益。这种利权日溢、漏卮日亟的现实刺激，激发了梁启超强烈的危机意识。另外，变法失败后，被梁启超称为“庸腐奸险貌托维新之疆臣”的张之洞正热心于举借外债，这无疑添加了梁启超对外债的恶感。这样，出于被压迫者反抗的本能，更主要是灼热爱国心理的驱动，梁启超“借债亡国”论的特定时代背景的基本底色也就清晰地显现出来。“借债亡国”论虽然道出了资本与魔鬼常相守的历史事实，但毕竟不是一种科学的论断，不久也被他本人所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