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外债按其定义是指“政府向国外的政府、银行、企业和私人借入债款”[20]，是“政府的负债或债务”[21]。不难看出，外债总要表现为一种政府的行为。举借外债的政府不同，必然使外债产生不同的效果。埃及、意大利同为主权国家，但借债后的效应如此大相径庭，不能不引起梁启超的追问。在这里，梁启超舍弃了对其他因素的分析，紧紧抓住了举借外债的行为主体。他说，“凭心而论之，外债之本质，非有病也。即有之，其病亦微，而非不可治。天下事弊恒与利相缘，岂惟外债。而外债之特以病闻者，则政治上之病而已”[22]。因此，政治改革是举借外债的最根本的前途条件。他坦率地指出，“吾既为欢迎外债论者之一人，同时亦为反对外债者之一人，而欢迎与反对，要以政治组织能否改革为断”[23]。
    政治与经济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同时政治又积极影响经济，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起主导作用。梁启超一向重视改良政治与发展经济的关系。他说，“生计现象与政治现象常刻不可离”[24]。从消极的方面看，改良政治本身就是发展经济的基础，“政治不良，实业万无能兴之理”[25]；从积极的方面看，合理、恰当的政府行为可以有效地干预并推动经济的发展，“民智未开，群力未团，有政府干预之驱策之，其发荣增长，事半功倍”[26]。梁启超把外债致害之源与生利之本归结于政治，既是他对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思考，也是他一向主张政治改革思想的逻辑使然。他认为，举借外债不过是“一种之政治行为也，政治问题未有所决，而哓哓然论举债之可否，斯所谓不揣本而齐末，其不误天下者寡矣”[27]。
    据当代经济学者的理论分析，举借外债除了借债国要具备应有的信用外，尚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财政条件[28]。然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中心任务。近代中国燃眉之急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政治问题赫然凸现。形势逼迫梁启超在短时期内首先形成对举借外债所需环境的政治设计，他有针对性地说：“惟政治组织完善之国家，则可以借之”[29]。政治组织完善的标准是什么？梁启超分条开列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完善的思想机构。国家的思想机构“虽古今有国者不能一致，而今世强立之国家，恒以委诸国会，最少亦必使国会参预其一大部分。无国会之国其国家意思机构决不能具足”，“凡租税公债，皆需经国会决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举债决策的科学和公正，“未有国会，则外债之可否，实无置议之余地也”[30]。第二，完善的行为机构。梁启超把国家视为像个体的人一样的生命机体，“有意思机关，有行为机关”，而“执行国家之意思者曰政府”，政府及其属僚既需要统一的行动，又需要有明确的责任，“故外债之第二先决问题，实为统一责任内阁。苟无统一责任内阁，则举此债而利用此债者属于谁氏，与谈得失不亦远乎？”[31]第三，完善的用人制度。他认为，“外债之第三先决问题，实为政府之能否得人。苟不得人则外债之利决不可见，而其害乃先睹也”。因为仅有责任内阁，而“尸其位者”或是作奸犯科之人“假权位以自营其私”，或是“识力而有所不逮”者，“皆足以偾国家之事”，“事后始图补救，而所损失固已不可复矣”[32]。总之，如果实现了政治改革，“而所以运用之者适其宜，则外资之必不足为国病明矣。”[33]不难看出，梁启超以外债为题，表达了对君主立宪制的追求。
    梁启超的思想进程并没有到此为止。既然举借外债的致害之源在于政治，因此，他理直气壮地否定了清政府举借外债的合理性。他说，“以现政府而举外债，吾认为有百害而无一利也”[34]。针对那种“救中国则曰大借外债”的观点，梁启超依据财政学原理，给合中国的实际，在《外债平议·外债之先决问题》中层层予以批驳：
    “以今日中国财政基础兀臬，政府信用之坠地，人岂肯应乎？”
    明知中国财政和政府信用有如此状况，“犹肯以资假我，则其用心果具何等”？
    “关税厘卡抵旧债已略尽，今益以莫大之新债”，政府将以何术“不为债累也？如其不然，则一切税源皆供外人干涉之具也”。
    “若以铁路作抵，则路权所及，国权随之。使债务不能履行，此即开瓜分之渐。”
    “铁路诚属生利之也，然使现在无责任之政府管理之，则利且日减，即有利亦岂能归诸国库以为还债之用？”
    借外债即使可以以铁路作抵押，但“所借之债，岂能专以筑路？筑路以外之债可尽以路抵乎”？
    所借外债应该用于生产事业，但“以现在之政府复无国会监督于其旁，债一到手，论者敢具甘结，保其决不用之于消费的乎”？
    诸如改革行政之类的消费性事业，固然可以借债，然而，“论者又敢保现在政府能举改革行政之实效乎”？
    即使能够把所举借之债，“尽投诸生产的矣，然生产事业，其举之必待人，今之政府其果为能办理生产事业之人乎”？
    “论者又或谓得一封疆贤大吏举债以办一地方之事”，但“以现政府之漫无策画，惟私利是图，此所谓贤大吏者，能保其久于其任乎”？
    用所谓的“封疆贤大吏举债以办一地方之事”，此端一开，其他地方“纷纷效尤何道以禁”，他们“贪一时之安便”，而“忘永久之患害”。
    借债应用于国民的生产事业，但由于“国民企业能力之缺乏”，“而恃为资本之外债，其一掷而不可复也”。
    “助长国民企业能力而匡救其失者，责实在政府，使有善良之政府，一方面为之整备种种之企业机关，一方面实施保护企业之法律，一方面施企业上有形无形之教育，然后挹注以新资本以使之应用，而注意于失败之所由来，随时先事而预防之，则国民生计，诚可以大食外债之赐，而试问今之政府，足以语于此乎？”
    外债输入，“则金融上必大生变动，或银价缘之而涨落，或物价缘之而低昂，或贸易出入缘之而生差正差负，其他一波动而万波随，相次发生之现象，缕指难尽，惟眼明手敏之政治家为能通其变而防其敝，而试问今之政府，足以于此乎？”
    举借外债应当在“未借之前，必先立偿还计划，所借债而用以补政府现在财政之不给者，则取偿于政府将来税源之所入；所借债而用以润国民生计资本之不赡者，则取偿于国民将来企业之所赢。政府将来税源所入，固由政府直接全负其责任，国民将来企业之所赢，亦由政府间接半负其责任，而政府之性质及其人物不堪负此责任者，则借外债决为有害而无利者也……”
    梁启超以其严密的逻辑思维，咄咄逼人的言辞，彻底否定了清政府举借外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捍卫了君主立宪制的尊严和政治改良的神圣地位。文章最后梁启超总结说，“借外债可也，现政府而借外债不可也”，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借债“以弥缝一时，此非所以救国家之破产，而直速其亡而已，此非以救国民生计之破产，而更蹙之于死而已”。对那种“持现政府可借外债”的观点，梁启超号召“国人鸣鼓而攻之”[35]。表明了与当时专制政府的外债政策势不两立的鲜明态度。
    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梁启超期待的立宪政治只能是一种幻想，他那反对清政府借债的犀利锋芒也未能挡住晚清和后来北洋政府贸然以出卖主权为代价的借债行为，但所有这些掩饰不了梁启超外债思想的真理性光辉。缺少政治前提下的借债，加速了清政府和后来北洋政府的崩溃，更显示了梁启超外债思想的远见卓识。在思想史的层面，这也是他为后世留下的又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收稿日期]1999-01-21
    【参考文献】
    [1][2][3]梁启超。中国国债史[A].梁启超。 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五[Z].北京：中华书局，1932.1，1，1.
    [4][8]梁启超。灭国新法论[A].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六[Z].北京：中华书局，1932.33-34，41.
    [5][6][7]杨灏城。埃及近代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133，154，156.
    [9][10][13][14][16][18][33]梁启超。外资输入问题[A].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六[Z].北京：中华书局，1932.85，77，78，90， 91，77，78.
    [11][12][15][17][22][23][27][29][30][31][32][34][35]梁启超。外债平议[A].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二[Z].北京：中华书局， 1932.50，50，60，58，57，90，66-67，67，67，67，67-68，90， 68-70.
    [19]施正康。困惑与诱惑[M].上海：三联书店。1999.247.
    [20][21][28]邓子基，张馨，王开国。公债经济学[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263，261，275-276.
    [24]梁启超。中国立国之大方针[A].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Z].北京：中华书局，1932.45.
    [25]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A].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Z].北京：中华书局，1932.30.
    [26]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演革小史[A].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二[Z].北京：中华书局，193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