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外债一直是近代中国极为敏感的问题，庙堂之上洋务派和顽固派曾为举借外债而争论不休，晚清早期的改良派思想家也为外债的是是非非进行过反复的思考和论证。不言而喻，这些都为梁启超全面看待外债问题提供了思想材料。另外，随着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知识的进一步了解，也使他有可能从学理上辩证地对待外债输入问题。梁启超认为，“外资之来，非特投资者享其利也，而主国亦食其赐。此实不刊之公例也”[10]。梁启超开始认识到，外债作为筹集资金的手段，利弊互见，关键在于如何使用。运用得好，就会大大加速借债国经济的发展；运用不好，才会导致借债亡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日本等国家都通过大量举借外债，迅速实现了富国强民。以意大利为例，“其在建国之始，即已继承前此诸小邦之旧债二十四万万三千七百万里拉，建国以后事事步趋列强，修铁路、兴教育、奖工艺，日不暇给”，所需经费“悉仰给于公债”，“其公债总额，盖一百二十四万万里拉有奇”，其中外债占绝大部分，而且“每岁债息在外国市场支给者居百分之七十八，在本国市场支给者仅百分之二十二”，“负累于外国者如此其重，当时旁观鲜不谓之危”[11]。然而，通过借助于外资，“将全国铁路开通，国中增设无数之工艺厂，又改良土壤使农业大进于昔，而其人民遂缘此诸业，以各自殖其富，岁有所赢有所蓄，而持之购还在外之债券”，“至1903年，而岁息在外国市场上支给者仅十分之一，在本国市场上支给者居其九矣”。这样，“意大利国民于此二十余年间，岁费少许之息，而易得新殖之财产百万万里拉以上。此外债之明效”[12]。
    梁启超的上述论证算不上新颖，马建忠早在1879年的《借债以开铁路说》中，就陈述过无论强国弱国都可以借债获利的历史事实。梁启超所作的努力在于进一步解释这种现象背后的经济原因。他认为，国民经济总体与私人社会经济一样，如果因自己的经营资本不足而借贷，只要经营得宜，所获赢利便可逐年偿还本息，且有结余。同样，国家在发展国民经济时，虽然自然资源富饶，而国民资金力量不足，势必借举外债。梁启超进一步指出，有些不该举借外债的国家却不得不舍弃内债而举借外债，这其中必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一，要使国库免受重息之累，直接为财政利益着想，间接为减轻国民负担着想；其二，为避免通过内债方式剥夺个人企业资本，从消极方面保护税源，勿使渐涸；其三，以外资启动本国金融市场、奖励企业，从积极方面培育税源，使之日进，以增加财政收入。总之，“凡一国以特别事故，致生金融紧迫现象者，最善莫如得外资以为之调剂”[13]。近代中国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和割地赔偿，理所当然地激发起中国士大夫和民众的民族主义爱国反抗情绪。但是，由于国民昧于国际大势，缺乏对中外实力比较的起码知识，遭到失败和挫折后的愤慨感，很容易转化为不顾时势和条件可能性的求战心理。反映在外债方面，就是无条件地反对利用外资，“猜忌外资，痛恶外资，设种种方法以拒绝外资”[14]。梁启超则直言不讳地说，“生今日之中国而侈言拒外债，虽谓之病狂焉可加”[15]。“试问吾国民现在之资本力，果足以开发一国重要之利源与否？”“仅铁路一端，其应备资本”，已足以让国民捉襟见肘，“其余若矿物若制造若转动商业，所需资本之巨，以比较推算之，又当得几何？”[16]。他结合中国实际，具体分析了国家应当募集外债的理由。其一，从财政上看，当时中国财政竭蹶已极，每年入不敷出在一万万内外，“长此以往，官俸兵饷动致延久，以致无以养官廉，且大乱迫于眉睫”，在此情况下，政府往往以“恶租税、恶贷币、恶内债”的方式剥削民脂民膏，“使举国枯腊，而大乱益无所逃避”，如果以“外债为挹注，则目前之荼毒或稍可减杀”。这虽然“不过为苟安目前挖肉补疮之计”，“但为现政府计，舍此固诚无以自存”[17]。其二，就国民生计而言，中国富有的是资源和人力，短缺的是资本，以致因为没有资本而使土地劳力失去效益。资本主义国家则是资本过剩，如果能借低利外债，可以解决中国“百业待举”所需要的资金，何乐而不为？因此，“不审情实，而徒畏外资如虎，憎外资如蝎者，未可谓是健全之理论也”[18]。
    如果说把借债用于缓解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和换取暂时的政治稳定是梁启超固有的主张（见本文第一段），那么，从投资学意义上去解释借债的必要性，则是梁启超外债思想的发展。应该看到，“资本短缺”的确是制约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瓶颈”。中国近代企业从创办到发展一直难以摆脱资金不足的困扰。近代企业家张謇从1895年开始筹办通州大生纱厂，为集资奔波5年，到1899年试车投产时， 库存原料只够半月，流动资金全无。张孝若在回忆他父亲的这段艰难创业史时说：“这边筹到款用，明天又不够了；天天过年三十夜，弄到万无法想的时候，常常跑到黄浦滩对天长叹，看江也是长叹，眼睛里的泪同潮水一样涌出来”[19]。因此，梁启超从人力、资源与资本的相互关系中阐发举借外债的理由，既符合经济学的一般规则，也符合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实际。外债固然可以解决近代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然而，民族资本是否因此而发展？国家民族是否因此而免除亡国的厄运？在梁启超看来，这些问题决不只是一个纯经济学问题，更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基于这种理解，梁启超对外债问题的思考集中移向政治领域，强调政治改良是举借外债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