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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一词由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于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指史学家从各种时段来探究历史，它从宇宙大爆炸开始讲起，由此经过“无生命的宇宙”、“地球上的生命”、“早期人类的历史”、“全新世”、“近代”直至现在等阶段，进而瞻望人类世界的“多种未来”。问世以来，在澳大利亚、美国、荷兰和俄罗斯等国影响颇大。美国著名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更是将“大历史”论首倡者大卫·克里斯蒂安2004年出版的专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与牛顿和达尔文的成就相提并论，称其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综合成了一篇宏伟壮丽而又通俗易懂的叙述”。2010年8月20日，国际大历史学会宣告成立；同年，荷兰史学家弗雷德·斯皮尔又推出专著《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微软前总裁比尔·盖茨捐巨资赞助的“大历史项目”也已经启动，旨在通过网络免费向中小学生传授大历史的知识。国际大历史学会首届大会定于2012年8月3日至5日在美国密西根州的伟谷州立大学举行。作为历史研究与教学的一个新领域，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对“大历史”知之甚少。基于此，我们特邀国外“大历史”首倡专家与中国学者一起，就它的来龙去脉和主旨内核，以及它的作用和未来作简单介绍。 主持人 本报记者 薄洁萍 嘉 宾 大卫·克里斯蒂安（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 弗雷德·斯皮尔（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 阿科普·拿撒勒（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 孙岳（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借助科学成果，大历史试图建构一个涵括人类史和宇宙史的科学的整体史 主持人：中国有言：“站的高，看得远”。德国哲学家杜勒鲁奇也曾说过：“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为克服狭隘的“欧洲中心论”，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呼吁历史学家要做“栖息在月球上的观察者”，来重新审视人世间的曲折变故。克里斯蒂安教授，您谈到“大历史”的构思来自一次普普通通的教学研讨，且完全依据现代科学的成果展开叙述，您是如何想到去书写“大历史”的？事实上是站在什么角度审视整个历史的？同时也请各位谈谈：“大历史”的问世是否与我们所处的这个全球化时代有所关联呢？ 克里斯蒂安：大历史试图理解从“大爆炸”至今的整个历史，因此必然是跨学科的事业，需要借鉴来自包括宇宙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传统史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信息、知识和洞见，并将其融会成为一个前后连贯的历史。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至少在英语世界中很少有学者对这种治史思路感兴趣，身处科学时代，史学家们已经习惯了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局部的事实或整体事实的某些方面、层面上。如今目睹大历史能够迅速引发世人的关注，着实令人兴奋。时下有人将“大历史”称作“宇宙演化史”、“进化史诗”等，但不管怎样称谓，都说明世人似乎重新发现了整体历史宏大叙事的重要性。其实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属于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因此马克思也可归入“大历史学家”的范畴，因为他认定人类史乃科学的宏大叙事的一部分。此外，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史学家汤因比也曾试图从宏大的视角审视人类史。 我个人认为，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对大历史的普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学者有了更多的联系，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当今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和彼此间的密切关联。此外还有两点我认为至关重要。首先，与马克思和韦尔斯相比，我们有了更多的科学知识，从宇宙史到生物进化史，使我们完全有可能依据科学知识建构整个的历史。其次，恐怕更为直接相关的是我们能够充分享受肇始于20世纪中叶的“精确计时革命”的成果，尤其是碳-14测定年代技术，能够精确推算出历史文献中根本没有记载的事件和年代。可以说借助上述成果，我们完全有能力建构一个涵括人类史和宇宙史的科学的整体史。 斯皮尔：当然，目前的全球化浪潮对推动大历史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在《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对此有更详尽的叙述。广而言之，20世纪科学研究的新进展使得整个宇宙史的叙述成为可能，尤其是美国已故天文学家罗伯特·加斯特罗和“公众科学家”卡尔·萨根等人的科学普及工作更是功不可没。这就是大历史问世的背景。就个人而言，我总是喜欢从高处着眼看世界。多年来，我一直喜欢爬山，比如和朋友一起登上勃朗峰。 拿撒勒：我对“大历史”的兴趣源自所学的心理学专业，同时我对人类和地球文明的未来都非常关注。我试图弄清人类摆脱战争或生态崩溃招致的自我毁灭的几率。在与生态学家和战争史学家的接触中，我了解到此类灾难数千年来不止一次地威胁着人类，人类的活动的确曾多次导致自己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包括全球性的危机。不过即便如此，人类却从未停止发明各式各样精巧的文化和心理机制，以制约人类自身不断提升的毁灭能力。我力图弄清这种近乎悖论的人类动机游戏背后的进化力量，于是，我开始研究自组织原理（包括协同论、非平衡态热力学和混沌理论），我一直热衷进化生物学、宇宙学和多种跨学科的研究并努力整合，目的在于发现一种整体的历史模式。 孙岳：如同全球史一样，“大历史”发端于世界通史的教学。“为什么不能从宇宙的起源讲起呢？”据说1989年克里斯蒂安就是带着这一问题开始“大历史”教学的。斯皮尔开展“大历史”研究也是从教学开始的。由此可见是教学创新催生了“大历史”，这一点对中国史学界可能别具启发意义。但另一方面，“大历史”显然是在世界史或全球史竞相展开、蓬勃发展之际诞生的，所以必然与后者创造的大环境乃至全球化的大背景有关。显而易见的是，克里斯蒂安是专业史家出身，所以更多是从史学传统的角度思考；而斯皮尔和拿撒勒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故而侧重科学史传统。但诚如克里斯蒂安所言，大历史注定是一种跨学科的事业。 当然，大历史试图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重述整体史虽属情理之中，但历史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脱离史料或真实，仅依赖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就能写就呢？如果我们接受历史是古今之间持续不断的对话这种说法的话，那么“大历史”是在和谁对话呢？ 大历史的核心目标是统合全部历史学科以获取新知，以帮助深陷支离破碎、迷失了方向的现代人提供一个“普遍坐标” 主持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其实一直在书写“大历史”，但不同历史学家书写历史的线索或主旨大相径庭。那么“大历史”的主旨和线索是什么？ 克里斯蒂安：“大历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尚在探索之中。但首先必须说明的是，当今世界确实有一种学术的协同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把众多学科的知识统合成一个整体的历史。大历史首先是历史的，要统合各门有关变迁的学问，所以说大历史的核心目标是统合全部历史学科以获取新知。大历史主张建构一个统一的前后连贯的历史，当然这就意味着某种贯通各个学科的主题。 大历史的核心实体何在？迄今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答案，比如进化、物质/能量、熵、复杂性和生成等。对此，美国天文学家艾瑞克·蔡森和斯皮尔的贡献最大，其核心观点是宇宙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而现代人类社会处于演化复杂性的最高端。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的总体趋势是趋于简单化，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为何从长时段和大范围观之会出现复杂性的增加？答案很清楚：宇宙最终肯定是趋于简单化，但在此过程中某些特别的环境会出现复杂性的增加，也就是说复杂性本身也有时间和地域的分别，只是在某种环境中才会出现复杂性增加的情况。蔡森曾指出，复杂性增加必然伴随能量流动的增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客观地衡量复杂性增加的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