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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撒勒：我个人认为，大历史具有战略决策未来的潜在能力，它能令人类洞见未来文明发展的各种变量。大历史告诉世人，无论大自然还是人类在自身的进化过程中都曾找到过非凡的方法走出僵局，说明各自都有克服进化危机的某种机制。这一点在我们应用整合的历史模式研究所谓“突变点”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我们共有的是人类或人类圈的历史，不管文化多元化或全球化的浪潮如何变幻，整个地球上人类的生存机制却大同小异，我们面对的要么是全球的崩溃，要么是共渡难关。大历史研究发现了破坏性和建设性发展的一些基本机制，包括技术力量、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内部的可持续性即技术-人道平衡等规律。 斯皮尔：大历史令人类明确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此外，通过追溯万物演进的历史，人类可以避免先前所犯下的错误，或避免因无知可能犯下的错误。我对大历史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因为中国有着颖慧和富于创新的优秀学术传统。 孙岳：“大历史”的高超在其境界：它不止看到了整个人类，更追根溯源，把人类史放到整个宇宙史的大框架中去考察；它积极倡导人类知识的整合，倡导多学科、跨学科的协作；它以迄今最可靠的科学知识为基础，建构一个贯通古今、涵括整个人类甚至整个生物圈的宏大叙事框架，并进而展望多种可能的未来。 不过，融合“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努力其实古已有之。就中国而言，司马迁在《史记》中就透露出一种“大历史观”：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黄仁宇的“大历史”追溯的虽不甚远，但同样看到了“土壤、风向和雨量”对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的塑造力量。这可谓是中国的“大历史”传统。可能正因如此，中国学者近乎直觉地觉察到“大历史”的功用。有国外学者指出，大历史属于未来，所以很难被当今的专家学者认真看待；中国学者对大历史还是表现出了谨慎的信心，至少认可“这种宏大规模的探究无疑有其必要性”。但显而易见，大历史本身仍在建构之中，能否真正成为史学研究的新流派，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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