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由于秦简出土，大家对秦的奴隶制有了不少新的认识，如奴隶在当时是大量存在的，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仅是残余而已。从秦简得知，即使在百姓、士伍之类的平民家中，也拥有数量不等的臣妾，官吏、富人家中就更多。而且臣妾也并非仅从事于家务劳动。简文中明确表示，有的臣妾要从事于‘田作’，若他们骄悍不从主命，还会受到国法的制裁。官府也有不少的奴隶，有部分奴隶和私家臣妾一样，也要从事农业劳动。上述情况，秦不仅有很多奴隶，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田野上服役的。西汉及秦而起，在经济上和秦有很大的连续性，所以农业中也大量地使用奴隶劳动，而且有关的史料比秦更多。《史记·季布传》说到的‘田事问此奴’，是西汉早期农业中使用奴隶的一条重要证据。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特别是1975年左右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中所出的竹简，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具有说服力的材料。如第八、九、一六八号等座墓中所出的竹简，其中既有奴婢的名册，有的注明：‘耕大奴四人’，或是：‘田者男女各四人，大奴大婢各四人’，‘小奴一人，持臿’，等等。有些竹简上还标明奴婢所从事的各种具体职务，有侍、养、谒者、御、牛仆、马仆、田等，田当然是指种田，即《季布传》所说的‘田事’。从事于田的奴婢还有更细的分工。……简文中的这些田事奴婢，表明他（她）们和侍、御等不同，乃是一批专职的种田奴隶。古代虽有男耕女织的传统，但西汉时女奴也被驱使于田地之上，只是以往所不知的事实，因为在文献中从未提到过。尽管女奴也和男奴一样用于耕作，但男女之间似乎还有分工，如男奴一般是‘操臿’，操锄者也有，并不多见。而女奴都是操锄。凤凰山竹简中所记每家拥有生产奴婢人数不算多。这和当时社会经济某些特点有很大关系。因为每家拥有奴隶的多少，主要由占有土地多少所决定。从战国开始，虽然土地也渐渐变为一种能买卖的商品，但并不普遍。土地兼并成为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应使于武帝时。到西汉末东汉初，土地兼并比武帝时更严重。西汉晚期，张禹有田四百余顷。同时的庶民阴子方，有田七百余顷。樊重也是平民。他广开土田三百余顷。从王莽的‘王田’到刘秀的”度田‘，对抑制土地兼并都无济于事，这也说明土地集中不断发展是客观经济规律的体现。东汉时有关奴隶用于农业的记载并不多，但情况应和西汉时一样，这里可以举下面的例子说之。《后汉书·第五伦传》说第五伦，“免归田里，身自耕。’《东观汉记》则说：“伦免官归田里，躬与奴共发棘田种麦。尝与奴载盐，北至太原贩卖。‘东汉民间大量使用奴隶劳力与农耕，在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中也可看出，如四川东汉墓常出土持臿和持锄的陶俑。东汉时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大农庄式的多种经营。由于土地更加集中，土地上的奴隶人数也会同步增长。像西汉末的樊重拥有土地三百余顷，而垦殖这些田地的自然是奴隶：’课役僮隶，各得其宜，而财利岁倍‘。特别是从东汉起，随着私有权的进一步发展，拥有田地之家析产别居的现象日益增多，于是奴婢也和田地一样为家产的组成部分。张莹的《汉南记》中则以为’（明帝外戚）阴庆推居第、园田、奴婢、钱悉分与（弟阴）员、（阴）丹。‘东汉时关于田地和奴婢并列在一起的史料，尚有1974年四川郫县所处的一快残碑：’（奴婢）五人，直（价值）廿万（钱）；牛一头，直万五千。‘’王岑田[数顷]，直[数]万五千，奴田、奴生、奴多、奴白、奴鼠，并五人[直廿万钱]。‘’张王田三十[数]亩，质三万。奴俾、婢意、婢最、奴宜、婢营、奴调、奴利，并[七人，直廿万八千（钱）]‘。”“记述秦代奴隶买卖较具体的材料是云梦秦墓所出的《日书》：’收日可以入（买）人民、马牛、禾粟。闭日可以劈决池，入臣徒、马牛它牲。‘’离日不可以嫁女、娶妻及入（买）人民、畜生‘。’毋以午（时）出入（卖买）臣妾、马牛，是谓并亡‘；’毋以申（时）出入臣妾、马牛、货财‘。《日书》中所提到的’人民‘即指奴隶而言。’臣妾‘是先秦时期人对奴隶最常用的称谓。据居延汉简，西汉时小奴一名值一万五千钱，大婢一名值两万。西汉后期，王褒的《僮约》说一名奴隶值一万五千。《风俗通》及东汉早期一名男奴值两万。东汉晚期，郫县所出残碑上所记奴婢价，每名4万钱，这比从西汉到东汉早期的价格为高。秦汉时农业中的奴隶劳动虽占很大比重，但同时也存在其他不同身份的劳动者。如有不少的小自耕农，还有没有土地、靠出卖劳力或佃种土地为生的一些贫民。从世界史范围看，雇佣制在不少国家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曾长期存在。在奴隶制阶段，它曾经长期和奴隶劳动并存，作为奴隶劳动的补充者。”在两河流域奴隶制社会中，雇佣制也是和奴隶制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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