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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对美国的有形援助在法美结盟之后更为明显。据统计，在革命期间，大陆会议从法国总共获得2600万法郎的援助，1777年为200万法郎；1778年为300万法郎；1779年为100万法郎；1780年为400万法郎；1781年为1000万法郎；1782年为600万法郎。（55）法国国王还为别的国家提供给美国贷款充当担保人。1781年3月，大陆会议派约翰·劳伦斯前往巴黎请求法国国王提供资金援助和对一笔贷款给予担保。5月16日，韦尔热纳致信劳伦斯，告知国王陛下很高兴地以馈赠形式答应援助600万里弗尔，也同意愿意担保荷兰提供给大陆会议1000万里弗尔的贷款。“如果这笔贷款遇到困难，陛下甚至决心尽可能快地从他自己私房钱内出这笔钱”。（56）法国派出正规部队与大陆军联合作战取得了多次重大战役的胜利。1781年10月19日，在美法联军包围之下，被困在弗吉尼亚的约克敦半岛上的英军将领查理斯·康沃利斯率8000余名将士投降，这场战役完全改变了北美战事。客观上讲，法国的这些有形援助不是合众国取得对英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但却大大有助于合众国改变在战场上的“劣势”和国内的财政状况。1781年5月8日，亚当斯致信富兰克林，称赞他从法国王室争取到的援助对美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当合众国正在整顿其财政时，近两三年提供的类似这种援助实质上大大有助于共同的事业，将奠定法国与合众国之间也许永久持续的信任和感情的基础，这比这笔钱的价值要高出十倍”。（57）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爱德华·埃弗里特1831年10月在《北美评论》上发表文章称，法美结盟是美国革命的大事，“挽救了合众国”。（58）埃弗里特这里是要人们不可忽视法美结盟对美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这正是美国谈判代表竭力为法美联盟辩护的原因，就连极力反对与欧洲国家结为政治军事联盟的约翰·亚当斯也一度转变了态度，认为法国在美国独立中的利益足以使其成为一个可值得信赖的联盟，与英国的冲突决定了两国在遏制英国海上霸权形成过程中具有共同的利益，“合众国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法国抵制英国针对其而采取敌对阴谋的天然屏障，法国是对美国抵制英国针对其贪婪欲望的天然保护”。（59）亚当斯甚至断言，他在欧洲生活的时间越长，考虑合众国的事务就越多，对他来说与法国的联盟就越加重要。这一联盟是合众国安全建立在其上的牢固基础。（60）亚当斯等人为法美联盟的辩护很难说是肺腑之言，但却与美国革命所追求的根本目标相一致。美国革命的成功不仅依赖于美国人民的不懈努力，而且需要外部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法国出于削弱竞争对手英国的考虑扮演了支持美国的主要角色，美国也正是从与法国的结盟中获得了战胜英国的重要资源，法美联盟对于美国革命的胜利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结论 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国家，外交决策者很少不受美国人信奉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这样就会使美国外交多少打上了一些非现实的“理想”色彩。其实，如果把对外政策的制定基于强烈的意识形态之上考虑，势必会误导决策者对局面的判断，导致执行一些“损人又不利己”的对外政策，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外交史上屡见不鲜。法美结盟则是这方面的一个反例。在君主制度盛行的时代，美国革命领导人可以说是充满着“理想”的一代，追求“自由”、维护“共和”的价值观根深蒂固于他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对欧洲君主制的批判以及对暴政的痛恨，充斥于他们的著述和彼此通信中。如果仅从追求的目标上讲，美国革命那一代人不可能与欧洲任何君主专制国家进行合作，更不要说结为联盟了。 然而，他们在外交实践中却打破了意识形态框框的限制，完全把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之上，这样才出现了共和制的美国与君主制的法国结为联盟的例子。1780年5月，英国一位将军在下院发表讲话认为，距离、传统、语言和宗教等因素注定法美联盟不是天然的。约翰·亚当斯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当两个国家大体上具有相同利益时，它们就是天然的盟国；当两个国家具有相反利益时，它们就是天然的敌人”。（61）亚当斯的这种看法在革命一代中具有代表性，大陆会议的很多成员后来转变了态度，欢迎与法国结盟，他们认为在与英国的斗争中法美两国存在着相当一致的共同利益。托马斯·杰斐逊出任美国驻巴黎公使期间，与韦尔热纳打交道甚多，他在1782年1月30日致麦迪逊的信中谈到，韦尔热纳是欧洲的一位伟大大臣，但他对美国制度有着非常不完善的思想，丝毫不相信这种制度。他“致力于纯粹专制主义原则决定了他对我们的政府毫无感情，但是他对英国的担忧使他把合众国看作一个砝码”。（62）美国人看法国制度与韦尔热纳看美国制度所持观点大概区别不会太大。法美两国在制度上是完全对立的，但丝毫不意味着两国之间不存在着合作的空间，共同的利益决定了法美结盟至少在美国革命期间是符合两国追求的近期目标的，对迫切需要法国提供援助的美国更是如此。从美国所得来看，法美结盟应该说是美国外交的一大胜利，美国基本上达到了要法国公开介入战争的目的，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恰恰是把外交政策的制定基于现实利益考虑之上的结果。如果意识形态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要想取得法国对美国独立事业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 美国从法美结盟中所得远远大于法国，法国只是希望通过结盟把这个新独立的国家牢牢地拴在它与英国竞争的战车上，当然这只是法国的一厢情愿，与这个新独立国家所确定的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外交理念相悖。在美国革命那一代人看来，美国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肩负着为全世界树立“楷模”的使命，因此不能卷入欧洲君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与纷争，否则争取“自由”的美国革命便失去了实质意义，只能在互惠条件下发展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关系。这一原则尽管包含着自由的美国与专制的欧洲在政治上二元对立的“理想”色彩，但从长远来看无疑符合这个新国家的实际利益，可以让美国摆脱了欧洲国家的政治纷争，专心致力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使美国从这些纷争或战争中获得巨大的好处。因此，“不卷入欧洲国家的纷争”自然成为绝大多数美国精英人士的共识，从美国革命开始之日起就对这个新国家制订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法国结盟显然与这一外交原则不相一致，但却是美国实现独立大业之必需。在美国外交史上，原则和利益通常是一致的，原则往往服务于一个较长时段的现实利益的实现，不过丝毫不排除两者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下发生冲突。在现实利益与常常带有“理想”色彩的原则的选择上，美国领导人会毫不犹豫地首先选择服务于眼前利益的前者，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了服务于长远利益的后者。法美结盟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一旦实现了美国革命所确定的目标，他们会很快使“不卷入”原则复归到指导外交决策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法美结盟并没有坚固的基础，只是美国在特殊情况下对既定原则的一种妥协而已。因此，在美国实现了结盟所确定的目标之后，法美联盟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把共和制的美国与欧洲一个君主大国的利益绑在一起只会损害美国作为自由“避难所”的形象，还会使摆脱了对英国依附的合众国转向对另一个欧洲大国的依附，不可避免地卷入它们之间的权力争夺之中。美国人尤其看重后一点，因为这与他们的实际利益息息相关。美国人可以真诚地感谢法国人对他们追求自由提供的援助，但他们决不会为报答这种援助而牺牲本国的长远利益。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既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而只有永久的利益，敌人和朋友永远是由利益来确定的。用亚当斯的话来说，随着形势的变化，国家之间爱恨习惯很容易发生改变，“实质的利益也会发生变化”。（63）亚当斯这里的本意是指合众国的利益从英国向法国的转变，但同样适用于革命结束之后美国人对法国态度的变化，长远利益决定了法美联盟对美国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法美联盟的废除尽管在美国政府内部出现过争执，但其在1783年之后的美国外交中基本上没有发挥过作用，最终在名存实亡中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如果仅看美国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就会感到美国不是根据国家的私利来决定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而是用非常“崇高”的语言把自我利益包裹起来，给外交活动蒙上了很浓厚的“理想”色彩。其实，美国任何时候都是以如何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实现来确定外交政策。在这方面，法美结盟提供了最能说明问题实质的例子。 （51）Franklin to Samuel Cooper, December 26, 1782, in Ellen R. Cohn, ed.,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38, 2006, p. 504. （52）Vergennes to Rayneval, December 4, 1782,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Ⅵ， p. 107. （53）详见Hartley's Memorial to the Commissioners, June 1, 1783,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Ⅵ， pp. 465-469. （54）Livingston to John Jay, December 30, 1782,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Ⅵ， p. 175. （55）详见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Ⅰ， p. 489. （56）Vergennes to John Laurens,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Ⅳ， p. 418. （57）Adams to Franklin, May 8, 1781, in C. James Taylor,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 11,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09. （58）Edward Everett,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Revolution,"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33, no. 73（October 1831），p.450.原文可在http://digital.library.cornell.edu/n/nora/nora.1831.html上获得。 （59）John Adams to Samuel Adams, July 28, 1778, in Robert J. Taylor,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 6, 1993, p.326. （60）John Adams to James Warren, August 4, 1778, in Taylor,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 6, p.348. （61）Adams to Edmund Charles Genêt, May 17, 1780, in Richard Alan Ryerson,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 9, 1996, p. 321. （62）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Ⅰ， p.351. （63）Adams to Edmund Charles Genêt, May 17, 1780, in Ryerson,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 9, p.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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