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中国恶劣的风习
    郭嵩焘关于中西方社会风习互有差别的论述，不是就事论事的一般记述，而是寓批判于比较之中，其目的是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恶劣风习。郭嵩焘的这些论述很重要。我们知道，社会风习中的价值观念的变化非同小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价值观念往往汇成巨大的传统力量，当社会需要迈向新的阶段时，传统的价值观与新的价值观必然发生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传统的价值观就成为各种保守思想的庇护所。因此，价值观念的改造与更新便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决战。郭嵩焘走出国门，迈入西方世界之后，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系，敏锐地发觉了价值观念改造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他多次说明改变人心风俗事关重大， 指出“风俗人心为立国根本”（注：《郭嵩焘日记》（三）第948页。），“强而无道德，富而无风俗，犹将不免于危乱。今吾民之弱极矣，而道德之消削亦愈甚，贫极矣，而风俗之偷薄亦愈深，此所以为可忧也。”（注：《郭嵩焘日记》（四），第88页。）因此，郭嵩焘认为只是从物质层面学习西方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制度层面、思想层面学习西方。
    郭嵩焘关于改造中国恶劣风习的思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开了中国国民性讨论的先河。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从根本上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动摇了“中央大国”的自大心理，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一次最严重的心理倾斜。为了重新寻找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的地位，郭嵩焘展开了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重新认识，走出国门之后，他以西方社会的文化为参照系统，开始在新的层面上认识中国的文化。不仅了解到技术和制度方面不如西方，而且察觉到国民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因此，民族的兴盛和国家的富强要靠国民的觉悟和奋起。这样，郭嵩焘便把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这对向以道德文明自尊的中国来说，确是石破天惊，前无古人之举。尽管在这方面他的探索还不成熟，还不系统。但毕竟开始了国人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素质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的解放在中国的始端。从此以后，中国对传统国民性的反思成了一个常新的课题，它一再拨动着爱国者的心弦。可以说，郭嵩焘是探索中国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先驱之一。